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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3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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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圣人之性而不能成为圣人乃在于为七情所掩,那么要想成为圣人则不必向他处寻求,只需去情复性就是了,这就是题名《复性书》的涵义。
  这一说法与《中庸》、韩愈有异而近于佛教。《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后来理学家朱熹的解释:“其未发,则性也,发皆中节,情之正也。”韩愈论情也强调适中,都认为情有好坏之别,不是全盘否定情。韩愈分“情”为上中下品:上品之“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中庸》和韩愈的论情,符合儒学的正统观点,《毛诗序》就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主张节情而不主张去情。
  《复性书》认为七情都是恶的,将情与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去情复性。虽然有时也讲“情有善有不善”,但所谓的善情仅指一种超脱喜怒哀乐的圣人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圣人之性,所以它说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情者,妄也,邪也。”其基本倾向是把人情看成邪恶。
  《复性书》所说的人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佛性;所说的人情,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无明;所说的复性,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见性、觉悟。其中“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这很接近禅宗的思想: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性,成佛之途,只在断执去惑,由迷转悟,恢复本心,所以必须斩断一切情丝,禁除七情六欲。
  但在如何复性的问题上,李翱却又不主张顿悟,而主张渐修,故复性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又要“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才能“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
  他认为《中庸》所说的“至诚”,就是指这种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圣人的精神一方面“寂然不动”,另一方面又“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李翱所阐述的弗虑弗思、动静皆离,就是禅宗所谓的万缘俱绝、妄念顿尽、无念、无住、无相,同时又是儒家的至诚、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圣人,是儒家圣贤与佛教佛陀合而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样高超空灵,其道德行为又要像儒圣那样切实广大,这种理想人格已经与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构想有所不同了,渗入了佛陀的精神。
  当然,李翱的《复性书》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体论”与“心性论”的礼富内容,未能充分展来,不过他毕竟开始扬帆起航,为宋儒作出了榜样。李翱对儒学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这与韩愈相同。)的同时,还着力阐扬《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性,则专以羽翼《中庸》。”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宋明理学家高度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将它们列出来,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用以阐发心性之学。淳熙中,朱熹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四书》,取得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朱熹以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如此《四书》的重要性几乎要超过《五经》,而其首倡之功则在韩、李。
  总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韩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认真实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个环节上的“三个代表”?韩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复兴和占主导地位的必要性,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然性,李翱的作用是实际地进行儒学消融佛学的尝试。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李曜并不打算弄出个宋时的理学来,但理学虽然常为他所弃,却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鉴。当然李曜认为可借鉴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学的高峰程朱理学,而是由宋朝陆九渊提出、明朝王阳明完善并达到巅峰的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谓无穷。举个例子: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就为王阳明学说深深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甚至被看做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学,什么样的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需要的?李曜听了这一场辩论之后,忽然多了一丝明了。

  

  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
  Ps:本章是描写李曜“新儒学”理论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开始“秦王变法”,对这一章儒学理论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蜡灯下,大唐新晋的陇西郡王李曜正在奋笔疾书,上好的白麻纸上写满了他王右军风格的字迹。如果将他身旁放着的稿件全部整理起来,会发现最开头的一页,打头三个字是:新儒论。
  按照李曜几年前就已经做好的规划,当他一旦有机会影响朝政动向之时,则要开始进行新儒学的传播,为接下来准备进行的变法改良做准备。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作为河中节度使,吞并了原先同华节度使的关中最东面一块,坐拥潼关天险;关中第一强藩李茂贞以被自己打残,其割据地盘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已经由河东集团中与他最为亲密的三名兄弟执掌,而且这三镇与河东路上连接也要经过河中辖地,河中的地位毫无争议。
  变法,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可以说干就干。没有民心思变的局面,没有正确的变法思路,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没有预先的物资准备,没有完整的变法大纲,没有推进的具体步骤,没有执行的得力人手,没有应变的提前预计,没有总之缺了一条,变法都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杀!
  正因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号召进行了这次儒家学术大辩论,并且在辩论进入高…潮之际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准备昭示天下。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开风气之先。
  多读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教训在脑中,李曜对新儒学的思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当初他那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祖父曾有颇多藏书,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占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几本书里,有写曾国藩的、有写李鸿章的,当然还有些袁世凯、孙中山的,其中写曾国藩的某本书中,曾说曾国藩是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李曜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对任何“开创者”都很有兴趣钻研一番,于是也仔细找了些跟曾国藩有关的书看,顺带的,也就对所谓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照那些后世的主流看法,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儒学时期。时间在秦前,以孔孟曾颜、荀子等人物为代表,创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们站在儒家发展的角度看来,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王朝,它存在的时间短,儒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受到严重的破坏(焚书坑儒)。
  第二阶段是官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儒学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之后就正式变成了官方儒学,其形成的标志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延续下去。
  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但后世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学者们出版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第三阶段是官方“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国人的欢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迎合国人的信仰得到了发展,人们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儒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在儒学界也出现了性命之学(宇宙本体论)的讨论。性命之学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时期,即新儒学(理学)。
  “新儒学”是在佛道二教日益发展,儒学日益受到冲击的形势下出现的。由于信教的群众不断增多,势必消弱儒学的阵地。所以还在唐朝时,像韩愈这样的文坛巨臂就对佛教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故唐朝这个时期实际已经为理学的形成作了前期的准备。到了南宋朱熹,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严厉地批判佛教,让理学取代原始儒学和原来的官方儒学成为新儒学,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新儒学”虽然是因官方儒学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而批判佛教出现的,但是它实际也脱离不了佛道二教的影响。朱熹早年出入佛、道,晚年静居则诵经念佛。他的老师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而二程的老师是周敦颐,他则与道教、道家有重要关系。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宋史·道学传》说:“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周敦颐的思想不仅继承了《易传》,而且也明显地受到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再像在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人首倡理学,这些人中间还有人本身就佛教的在家信徒。在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对发展理学做了贡献,而这些人中,除了上述周敦颐受到道教和道家影响外,像邵雍的思想渊源于陈抟的道家思想,已成为定论,连朱熹自己也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有所承传。他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
  第四阶段是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将理学发展成为“近代新儒家”。当理学成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后,儒学就渐渐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儒家”使儒学变成一种道德实践,成为那些高尚道德追求者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但是,后世提到“新儒家”一般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可是,“新儒家”实际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曾国藩处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家”的开创者。
  有关“新儒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现有的词典工具书中都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定义,可在英语词典中却有定义,可见有关“新儒学”的影响,对于西方的影响不比中国小,而且在近代乃至当代还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况。在英语词典中,凡是提到程朱理学则是Neo…Confucianism,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称宋代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汉唐经学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
  事实上“新儒家”的概念,英语称为New…Confucianism,这样就把“新儒家”与“新儒学”区别开来。李曜一直认为,“新儒家”是在继承旧的儒学(原始儒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儒学理论体系,是原始儒学的复兴。
  程朱理学企图改造官方儒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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