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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女生队隶属于政治大队，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的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恽代英经常给学生上课，组织编写辅导材料，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参加听课，以考察教学效果，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他还邀请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来校作政治讲演，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从而提高了分校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自觉地忠诚于革命事业。
中共党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并注意做好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恽代英特别指示女生队党支部，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他在校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陈毅在同女学生胡兰畦谈话时，特地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为她的入党问题，向军校党组织作了介绍。党的联络员，经常到女生队党支部联系工作，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女生队，中共党派到军校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因而对于女生队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恽代英对女生队的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20年代初期的陈毅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维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他又特别关照说：“女生的身体比较弱，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体力消耗大，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据原武汉分校部分女学生回忆，当时按照恽代英的指示，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除早餐外，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四菜一汤，节日还加菜。
武汉分校依旧本着黄埔本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女学生在校中所学的课程主要分军事、政治两种，每天基本上是半天上军事课，半天上政治课。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有时自习，有时开展文娱活动，有时召开政治讨论会。她们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坚定了为之献身的决心。在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女学生们还经常参加校外政治活动。
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市民进行宣传。在卫戍武昌的过程中，她们和男同学一起，到汉阳的龟山、明月堤、晴川阁、鹦鹉洲，汉口的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桥口、江汉关、刘家庙一带担任宣传工作。3月间，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武汉各界欢迎英国工会代表汤姆先生的大会上，宋庆龄致欢迎词，女生队派了20多名学生担任保卫工作。北伐军和冯玉祥在郑州会师后，一些女生自愿要求参加北伐战争的救护和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蒋介石唆使军阀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以达到其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1个师的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10多公里的纸坊，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当时因病或在调养时期留在学校的女生，也都向校领导要求参战，有的女生还因未被批准到前线参战而痛哭。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5）
军校师生全副武装，除带军毯、雨衣外，米袋子中装满了子弹。胡筠在宣传队出征前夕，挥笔写下了一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的诗篇：
绿阴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
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营意志坚。
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持前线勿迟延；
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貔貅奏凯旋。
这首诗歌抒发了女战士誓为革命上战场的豪情壮志。
5月，女生队参加了西征叛军夏斗寅的战役，这是女子队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在这次作战中，200多名女兵和男兵一样，全部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胡兰畦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平叛战斗侧记》一文中回忆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宣传工作，另外还要担任救护。
谢冰莹著《女兵自传》封面女生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们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有时她们将群众引到打谷场上，讲革命的道理，讲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反革命的新老军阀如何祸国殃民，有问有答；有时她们还到农家去拜访谈心，与老百姓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为了吸引群众，她们经常变换宣传方式，有时先唱歌或演双簧戏，尔后再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学生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当地妇女主动给革命军送水、送饭。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生们紧跟冲锋在前的男学生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的战斗。她们勇敢顽强，不顾子弹在头上飞过，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熟练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
女生队参加这次作战，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此期间，女学生们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了本人人生道路上的耀眼亮点。经过艰苦的战斗，革命军终于击溃了叛军，女生队也立下了战功，获得了写有“开历史新纪元”6个大字的锦旗。
西征历时1个多月，女生队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没有遇到惨烈的惊险场面，也没有大的伤亡。但在撤回武汉的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坐的轮船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这是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妇女精英的一次巨大损失，如果这一半的女生生活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那当有更多的巾帼英雄闻名于世。
参加此次西征，是女生队最大的一次实战锻炼，也是这些年轻女黄埔六期生黄杰在北京家中战士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开战。因此，这次作战，不仅使她们得到了锻炼，而且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女学生谢冰莹在参加西征战役结束后，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记述了她们当时的战斗生活。她这样称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生们：“你们背着数十斤重的军人行李：饭盒、水壶、粮食、包袱、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你们的汗珠润湿了你们的每根头发，由头发上如贯珠般掉下。你们的脸儿已晒得红紫发烧，白皮时脱。你们的腿儿虽跑得酸痛交加，但终无一人落后，终无一人叫苦。你们渴时便蹲下池边田里，以手代杯掏饮脏水。饿时便买几个铜板的麦粑充饥。你们的床铺是地板，是草地。你们在雨天打着赤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时你们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颂扬，令人钦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凯旋班师回校后，取消了中央独立师的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武汉局势恶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准备把共产党的力量撤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生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时，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可以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工作，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4人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的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表示愿意留校跟部队撤离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女生有20多人。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1）
大浪淘沙，造就了英雄，淘汰了落伍者。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1927年2月12日分校开学到7月中旬分校停办，共有5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她们中也有个别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了变质者，但风起云涌的时代，终于把这个群体中的真正英雄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代女革命军人。她们不仅在大革命高涨时期表现突出，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除少数学生外，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的回到地方坚持斗争，参加工运、农运等革命活动，还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颁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在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很快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巾帼英雄。武汉分校女学生英雄辈出，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等等。著名的革命英烈有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
游曦（1908～1927），原名游传玉，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的大阳沟（后划入重庆市）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924年，她考入重庆女二师学习，在萧楚女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她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1926年初，她负责重庆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并在磁器口办起了夜校，建立了工会组织。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四川招生时，她毅然投笔从戎，入选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她的母亲和亲友都劝她不要参军。她说服了母亲，顶住世俗偏见，乘船东下武汉。武汉分校解散后，她随叶剑英等领导的教导团南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在广州长堤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挥部报告，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游曦牺牲时年仅19岁，实践了她投笔从戎时“献身革命”的诺言。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武汉分校。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平江老家，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在幕阜山下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4个月组织20万农民暴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胡筠率游击队协助作战。起义胜利后，大家一致推选她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属下的委员。不久宣布成立的平江游击司令部，她青年时代的赵一曼又兼任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此后，她又相继担任红5军第1纵队党代表、红16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第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湘鄂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革命坚决，打仗勇敢，被誉为红军的“难得女将”。1934年1月的“肃反”运动中，胡筠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