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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一些资料显示，在抗日战争前，中日经济总量为2倍，对这个概念，东方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种经济对比，是否包括东北三省，若是包括东北三省的话，基本可行（一些资料认为，东北工业占中国的1/4）。
对中国经济，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84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的22％，为世界第一。
在那以后，在签订一定不平等条约，在加上太平天国的破坏，在1840年~1865年期间，可以说经济处于停滞或者倒退阶段。
但在1865~1894（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得到兴起。在洋人的带动下，一些官僚开办机器局，开办造船厂，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得到快速发展，这也是历史上所说的同治中兴。
但那以后，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由于满清宁与外敌不与家奴的统治特色，中止了汉族官僚发动的洋务运动。
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外国大量资本涌入，为了赔偿战争经费，各地官僚也开始最后努力，那就是利用外国资本修铁路，开矿产，可以说在1900年~1911年这十年，中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虽然这种发展是以外国资本介入为主，是以中国经济逐渐被外国控制为主。但不可否认，民族资本也得到快速发展，如袁世凯的直隶，张之洞的湖广，还有江苏，广东，东北都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辽宁，大家需要注意，在满清前期，由于限制汉人出关，关外可以说不毛之地。在满清后期，由于山东、河北汉人闯关东，由于俄罗斯主动的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开通，以及外国资本涌入，东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及于到民国，东北成为继江浙、两广、湖广之后，最为富庶之地）。
在1911~1926年，期间经历了袁世凯北洋统治，以及南北战争，期间虽然出现军阀统治，但是这些掌权者无不是革命党人，立宪派，北洋军阀，在加上实业救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以纺织业、面粉加工业为主的民族轻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也算民族资本一个繁荣期。
1926年~1936年，蒋介石的革命政府在名义上统治了全国，虽然一些人说这是中国民族资本黄金十年，但是大家只要考虑到这些事实，这黄金十年就会大大缩水。
在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严重冲击，欧美小日本过剩物质大量涌入，有点像今天的促销（在历史书上，美国将过剩牛奶等物品倒入沟渠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实业快速发展必然缩水。
日本对东北、热河、察哈尔，上海的入侵，918及其随后长城抗战，让中国失去东北三省外加热河、察哈尔五省的控制（张学良这个败家子），日本在上海发动事变，让中国失去在上海驻军的权利。
国内新军阀之间的内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连年爆发新军阀内战，一场中原大战，双方动用军队达到上百万，死伤数万。
CCP发动的反叛行为，先后占领南方数省，湘南暴动，焚烧道路数里的房屋，在苏维埃发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以及随后蒋介石对此五次围剿，要知道，在教科书中，到最后动用军队可是达到百万之数（数字非常精辟，全部都是整数。第一次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第四次50万，第5次100万。而在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最先设计投入75万，但由于路途遥远，最后只到达了40多万。抗日战争中中日最大规模会战武汉会战，**集合南方所有部队约110万人，日本集中30万人。如此看来，为了消灭苏维埃，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如抗日战争一样，将所有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都调来对付CCP了，哈哈。如此看来，蒋介石真的应该倒台，在几年前对付CCP都没有任何困难的动用了100万人马，而在决定中日国运的淞沪会战，才调来40万。在武汉会战，才调来100万。），再加上其后的长征，这些战争破坏不谓不大。
公平的说，虽然在1926年到1936年期间，实业救国真正深入人心，虽然全国实现名义上统一，有一定和平红利，但是民族资本发展不可能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黄金十年。东方怀疑，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比在那之前的10余年高。
另外，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也是以江浙为代表的资本家，买办的发展（这期间，江浙实业代表张骞破产，火柴大王刘鸿生也差点破产）。
在1936年~1949年，由于决定中日国运的抗日战争，国G内战爆发，由于全面战争，可以说国家经济全面倒退，民族资本，民族实业全面破产阶段。
而同时期，中国虽然在一战，在随后国家重新统一，民族实业、民族资本得到发展，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巨大破坏，导致经济根本没有恢复，在这近40年时间里面，经济总量下降了1％左右。中日经济总量差距也由3。3倍下降到1。5倍。
但是，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若是得到恢复，中国经济应该能够达到与超过日本的2倍（大家想想，在1913年前，东北刚刚开发，经过这几十年建设，到1950年，东北工业占中国的1/4）。
这就是学术界对中美日经济总量较为普通的看法，东方作为一个爱好者，支持这种观点。
（另外，东方将逐渐发一些别人的东西，介绍民国时期工业，交通发展状况）。。。
民国土豪劣绅产生原因
东方一直在寻找农村比较客观，比较权威的专着，这一篇论文是东方寻找到的最为可观、最为公正，也最为权威的一篇专着，作者为王奇生。
东方认为该专着比较权威，不仅仅大量引用老毛《湖南农村调查的资料》，引用前民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民主人士的调查报告，而且，而且有关资料与东方看到的资料基本吻合，一见此文，东方感到，这篇专着寻找了好多年了。
通过该专着，有几个信息让人感到震惊，第一个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竟然存在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本专着中，老毛调查发现在寻乌县竟然有三百多个秀才，请记住，是三百多个秀才。要知道，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四川一个相对富裕县读高中的时候，全县只有3所高中，在校高中生也不过1500余人，这还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成果，若是再上推20年，退到78年，那时候全县在校高中生是否有3百人，还是一个天大的疑问。
第二，在清朝末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识字率竟然超过20％；对这个数字，东方过去不敢相信，但是又不得不信。因为在小的时候，以为自己爷爷，以为周围几个老头没有读什么书（因为我来自农村），但是让人惊讶的，在与那些老者接触的时候，大多数竟然能背两句三字经，有的还能写两个毛笔字，虽然在那以后基本上忘记了。现在，现在从老毛等人调查报告中，东方相信我们过去对旧中国误解了。可以这样说，在废除科举的时候，中国城乡存在非常完善的教育体系，虽然主要教育一些儒家学校，道德文章，主要教一些算盘什么的，但是，在过去，中国识字率还是蛮高的。若是在民国时期，一些人将这个资源利用一下，其效果将颇为惊人。
第三，废除科举后，广大读书分子，由于出路全无，大多数不是沦为地主的走狗，就是沦为社会最底层，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所说的孔乙己。而一些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如小学毕业的，竟然与一些秀才平起平坐）。要知道，在过去，县以下行政机构，主要依靠乡绅维持，相当于乡民自治，主要依靠乡绅维持。若是在民国年间，统治者认识到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加以利用。若是利用得法，中国农村统治秩序不彻底破坏，如此怎么可能出现农村包围城市呢？
第四，在民国时期，以所谓新式人才，以及从过去读书人兑化出来的土豪劣绅，不但是CCP痛恨的对象，而且还是国民党，人民痛恨的对象。要知道，很多旧日的贡生、秀才，在文学方面，远远超过现在的国文老师，他们，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数学而已。要知道，东方在八十年中期开始读书，自己启蒙老师不过是读了三年小学后来当了几年兵的大老粗，在这个大老粗教育几年后，慢慢的，也没有废掉。若是在民国的时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对这些所谓的秀才、贡生加以利用，至少比东方那个启蒙老师强点吧。
这就是东方对本专着的一些看法，本来我们可以改良的，谁知道，到最后我们竟然革命了。
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巳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在中国二千年来的地方政府层级变迁过程中，县级政区是最稳定的一级基层政区。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员到县级为止。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县衙以下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事实上，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巳达到100余万，平均每县有六七百名。
那么，县以下的三个非正式权力系统是如何相互交接和运作的呢？费孝通曾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作过如下一番描述：首先，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费孝通将上述权力运作过程称之为“双轨政治”。所谓“双轨”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两者互为制约和补充。在皇朝兴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接关系，并确保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在官民之间的三个中介群体中，衙门吏役和乡约地保均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常能利用自身的职位作为赢利的工具。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乡村社会时，将这批人称之为“赢利型国家经纪”。与之相对，他将那些在地方上享有声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称之为“保护型经纪”。很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权力结构中真正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的结合。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而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作为官系统的触角的延伸，绅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绅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时甚至会与损害地方利益的官府发生冲突。正是绅士在官民之间上下沟通，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这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构架。
在辛亥革命以后，在王朝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分崩解体的历史大背景下，位于旧秩序深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若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传统士绅的没落
“一谈到‘绅’，便联想到‘土豪劣绅’”。章开沅先生这句话于不经意间道出了民国以来“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中最早发生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