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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终于从曾国藩的口里听到了颂歌，精神不由一振，说话的语气也刹那间缓和下来，他喜滋滋道：“杜师傅也这么说。曾国藩哪，听肃顺说，你每每出京办差，都把一路所闻记载下来，这次山西核捐，你记没记什么呀？”
曾国藩答：“回皇上话，臣走一路记一路，很凌乱。臣想好好地整理一下，再呈给皇上。”
咸丰帝道：“曾国藩哪，你是先皇看重的人，望你好自为之，不能让朕失望了！”
曾国藩答：“臣谢皇上教诲。”
咸丰帝终于摆摆手，道：“你跪安吧。”
曾国藩慢慢退出去。
当夜，他忍着癣疾发作所带来的痒痛，整理写出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两个折子，他准备明日早朝的时候呈给皇上。
这两个折子来源于唐轩之口与山西核捐之行的见闻。
——我家老爷是堂堂二品侍郎，位列九卿，岂是赖账的人！你区区六百两银子不来讨，还能黄？
曾国藩赴山西的前几日，唐轩就已从原籍归来。他的母亲亏他回得及时，诊得及时，才从阴曹地府生生被拉回来。临离家时，唐轩为了能在曾府做事安心，便用余下的银子，托一个本家叔叔，在邻都为家里购置了几亩地，这才返回来。
唐轩给曾国藩带回了一罐母亲亲手腌制的咸菜——细细地切成各种形状，用上好的麻油调制，给曾府上下的十几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双母亲亲手纳制的布鞋。唐轩还带回来一肚子的新鲜事——唐轩家原有田产六亩，是从太祖的时候一分一分地积起，一直积到父辈，才累到这个数字。好年景，每亩地要向官府交地丁二两，官粮二百斤，余下的粮食才可自理，或卖或食悉听尊便。但近二三年，朝廷规矩大变，每亩地不仅地丁提到五两，官粮征购也涨到四百斤。湖南原本就非产粮大省，每亩地能长出六百斤粮食已是丰产，平常年景只能收到五百余斤，扣除官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四个月都吃不到，只能再拿出银子向官府买粮补缺。那时官府征购粮食的价钱是稀烂贱的，贱到形同白捡。因为是征购的，再贱百姓也得卖，这是田户的任务，断难取巧。
而等到百姓因粮食接续不上要从官府手里往回买时，官府卖出的粮食却又贵得惊人，几是收购价的五倍。官府这么做已是民怨极大了，偏偏朝廷今年又有了新招数，允许各地衙门提前向农户收取地丁。这一闹就更乱套了，你来当知县提前收一年的地丁，我来当知县就收两年的地丁；最近有的府、县署任更胆大，提出一次要收三年的地丁，还说可以打个九折。——百姓的当年粮食还没收到家，却已经提前好几年把地丁交了！
各地官府搜刮百姓的程度，甚于大清开国以来的任何一年，全不顾百姓死活！
户部一直是穆彰阿的管区，别人是绝不敢染指的。大清百姓苦到这种程度虽与天灾人祸有些干系，但也是穆彰阿管理失当所造成的恶果。
曾国藩到刑部当值，见各地案件蜂拥而至，数量之多，案件之奇之特，都创历史新高。这都是加税预取地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现在看来，朝廷的政策是必须得改了，长此下去，各地的“洪秀全”可就都要冒出来了！但染指户部的事情，议改户部的章程，却又谈何容易。户部以前是穆彰阿的管区，现在则是卓秉恬的领地。
但是现在，曾国藩是拼出乌纱不要也要为百姓说句话了；为大清国的长治久安，也为着自己的一片赤胆忠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第二天早朝，曾国藩义无反顾地把两个折子递了上去。
折子到了宫里，咸丰帝略看了看，见是户部的事情，想也没想提笔便朱批了“交到户部核议”六字。
两个折子转天即交到户部，户部对曾国藩所上的这两个折子不敢置一词，请皇上自己定夺。折子当晚又干干净净地回到咸丰帝的手上。
咸丰帝这才细细地看起来。
备陈民间疾苦疏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
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又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帝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
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虽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藉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
第112节 两个折子（2）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而已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则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全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役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言京，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心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果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而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授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狭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控。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诈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
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抒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入奏。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圣鉴。谨奏。
平银价疏奏为贵钱贱银以平银价而苏民困事。
臣于本月陈奏民间疾苦一疏，声明银价太昂，另折具奏，思所以变通之。窃惟十年以来，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余人。皆思贵钱贱银，以挽积重之势。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吴文一疏；二十五年，刘良驹一疏；二十六年，朱一疏。此三疏者，皆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户部又交各省议复，旋以外间覆奏，议论不一，此事停阁不行。臣反复思维，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实无大于此者。谨就三臣原奏所及，参以管见，拟为银钱并用章程数条，伏候圣鉴。
一、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凡民间银钱之贵贱，时价之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亦异，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确凿之价，则民间无所适从，胥吏因而舞弊。查吴文原奏内称：“照各省时价，由藩司酌定，于开征前十日，颁示各属。”朱奏与吴文大略相同。惟称多不过一千七百，少不过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刘良驹所奏，则以为“由部酌中定价。若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
”厥后户部议复，酌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为时价可换二千，若骤改为一千五百以放兵饷，则哗然矣。应请部颁定酌，每年一换。如现在时价换一千九百有奇，部改为一千八百，则耳目不至乎大骇，而官民皆得以相安。
明年时价稍平，则部价亦从而稍减。令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奏到户部，酌定明年之价，于十月奏闻，求皇上明降谕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许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许加分毫；穷乡僻壤，誊黄遍谕。凡一切粮串、田单、契尾、监照、捐照等件，概将本年银价刻入。海内皆知，妇孺共晓，坚如金石，信如四时。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与官项全无交涉，市肆涨落，与部价不符，仍置不问。至现在八旗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饷，每两抵钱千数百文不等，不足以昭画一。应俟新章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