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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是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是为国争光的英雄。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其他几位英雄级的乒坛人物，老将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傅其芳，也是同样的命运。尝到在标准球台上打球的过瘾滋味，加之受到长辈的鼓励，我们萌发了希望家里买一张乒乓球台的愿望。我们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祖父、祖母，也告诉了父亲。不久，祖父真的买了一张球台，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球台是盾牌的，价格24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祖父是行政4级，月薪400元，这张球台的价格要占据他月薪的一多半。而那时一般工人（二级工）的月工资是40元左右，球台的价格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乒乓球台买来以后，放在前院传达室旁边的屋子里。从此，这里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以及同学们经常活动的场所。喜欢打乒乓球的同学把耳朵贴在这间屋子临街的墙上，听到里面有打球的声音，便叩门进来加入。父亲在周末工作得暇之时，也和我们一起玩。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球打得相当好。他横握球拍，是防守型打法，特别是反手削球，侧旋和下旋交替，我们判断不准便会失误，偶尔提拉高了，他还能突然反击，颇难对付。即使在我进入业余体校训练之后，在一段时间中也休想赢他一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61年4月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在这次锦标赛中，中国运动员以创新的近台快攻技术以及秘密武器“怪板”长胶，抑制了此前称雄乒坛的日本队的中远台进攻和他们刚刚发明的弧圈球技术，更打垮了欧洲运动员的以削球为主的防守战略，成为乒乓球运动中的世界领先者。当时，中国运动员获得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的冠军。这些战绩，使中国的乒乓球爱好者感到十分振奋，也对乒乓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使我对于提高乒乓球运动技术有了更大的渴望。我决定去报考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我知道，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庄则栋当年就是从那里出道的，而庄正芳教练则颇负盛名。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姐姐则考取了东城区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在体校中，我们受到相当正规的技术训练。说来有趣，哥哥、姐姐和我，当年这三个热爱乒乓球运动的人，至今眼不花，也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和乒乓球运动有关。在史家胡同23号院中开展的另一项体育活动是跳高、跳远。这项活动和熊伯齐的带动有密切关系。1960年代初期我们随祖父在颐和园避暑的时候，正好熊爷爷熊克武先生，祖父称他作“熊先生”，也在那里避暑。于是我们又见到了熊伯齐。自从1954年在重庆缙云山分手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和当年那个戴红领巾的少年人不同，他已经成为一个态度稳重而动作矫健的青年。这些变化似乎并没有拉开我们交往上和感情上的距离，短暂的对当年的回忆之后，很快我们便玩在一起。熊伯齐极善于讲故事，隋唐英雄好汉、福尔摩斯探案听得我们十分入迷。晚上公园静园之后，我们时而坐在长廊上或昆明湖边听他讲述，时而在他带领下在长廊边奔跑。他的短跑速度很快，跑姿健美。从颐和园回城以后，我们到熊家串门。熊家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也是一套四合院式的传统建筑。前院中有一个沙坑，旁边摆放着一副简易制作的跳高架，熊伯齐在家中时便在这里练习跳高。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不多的几步助跑后，可以一跃而过超过他自己身高的高度。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身边的人在日常家居环境中领略到田径运动的魅力。熊伯齐还给我们讲述不同的跳高动作的要领，包括从正面起跳的剪式、从侧面起跳的滚式和俯卧式。他擅长的是剪式，在我看来是各种姿势中最帅气的一种。不过，熊伯齐告诉我，这种姿势在技术上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当时最先进的是俯卧式。那时，还没有出现现今流行的背摔式。事实上，这种姿势也无法在只有一尺多厚沙子的沙坑设备下采用，那非摔坏身体不可。回到家中，我就开始琢磨在院子中何处可以既不影响树木花草又不影响食品作物种植而搞出一块可以跳高的场地来。我发现葡萄架下面可以利用。架下没有种植任何东西，架子的高和宽都足够，不会跳起来碰坏了身体。于是，我在葡萄架的两根木立柱上按一定的高度和距离钉上两列大钉子，使竹竿可以平放，这就形成了简易的跳高架。至于沙坑，把一侧的土挖松，便可将就充当，不过这个沙坑中没有多少沙子，严格讲是个松土坑。有了这个简易的设施，跳高和立定跳远运动就被我们玩起来了。天黑以前，祖父和祖母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就在那里跳来跳去。他们有时也驻步看我们向更高和更远的目标冲击。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门口卸了一堆沙子。回家一打听，才知道是祖父、祖母决定买下两马车的沙子给我们改造沙坑。
从此，我们的土坑变成了真正的沙坑。虽然经常进行跳跃运动，但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在跳高、跳远方面参加过系统训练。有一次，熊伯齐带我们到先农坛业余体校田径队去玩他在那里训练，跳高教练对大弟弟世昕的身体条件很感兴趣。不过，那时世昕还小，没有上小学，而到后来也没有参加体校的田径班。上中学的时候，国家田径队的跳高教练又看中了他，但北京篮球队同时动员他去，他选择了后者，放弃了练跳高的机会。他后来成了北京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运动健将。在我们几弟兄中，我的弹跳是最差的。即使如此，在我40岁时，不用助跑，立定跳上1米高的台子也不成问题。当然也有运动不慎扭伤腰部的狼狈经历。现在谨慎了，不玩这样的游戏了。小弟弟身高比我还略矮，1。73米，但跳起来可以抓篮框。他打篮球十分灵活，参军以后，成为65军篮球队的队员。我想，我们这样的身体状况，和小时候的运动，肯定是有关系的。祖父对我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支持，不仅是出于对孙辈的疼爱，也有他对于体育之于个人事业和民族兴衰间关系的认识为基础。他反对做那些“使不住的事”，但体育不属此列。从祖父当年有关青年教育的讲话中，我读到了他对体育的重视和认识：“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体魄成正比例。精力之大小又与体魄成正比例。有强健之体魄，才有丰富之精力。有丰富之精力，才有高尚之建树，伟大之事功，此就个人而言。若就整个之民族而言，国民体魄之强弱，尤为兴衰成败之关键。”他举出了若干事例来说明上述道理。就民族的体育训练而言，他对斯巴达人带苦行主义的体能锻炼颇为推崇：“其教育专重体育，赤足裸体以为游戏，睡则叠芦为榻，衣则冬夏同服，食则粗粝为品，并且使他们游历山林以自给补，而养成其耐寒暑饿饥之习惯。”他认为，这样的体能训练，是斯巴达人能够称雄于世的重要环节。对于在20世纪前期迅速崛起的德国人的尚武和重视体格训练，祖父亦颇感慨：“现时如日耳曼民族，举国上下，亦以训练体格为急务，甚至以演武决斗来练习技术和胆量。”“德人尚勇如是，故能睥睨世界，顾盼自雄。”面对当时国人病弱的身体，祖父不免触发怀古之情：“我国汉唐盛世，现在考证起来，都可以想见当时民族魁梧奇伟与英姿奋发之风”！在经营西康的过程中，不仅这里经济、教育落后给祖父留下深刻印象，就在这样落后条件下生活的康区非汉民族的坚强体魄，也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曾感叹道：“即以我们西康的汉人而说，比较康人倮人，哪一个像他们胜得着大风、大雨、大太阳，这是大家亲自见的。”康人“生长于峻岭雪山、悬崖邃谷、好勇斗狠之环境中，他很自然地锻炼成了壮健结实的体格，艰苦卓绝的精神，崇尚勇武的习惯。这种体格、精神和习惯，就是人民的活力。”在祖父晚年，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到康人的健康体魄，可见印象之深。祖父从年轻时起，身体就不好，这或许是促使他推崇体育，鼓励锻炼的因素之一。他曾和我讲到，年轻时一次急行军，跑着跑着，“哇”的一下吐出血来，没办法，还要接着跑。吐血，或许是患肺结核所致。不过，祖父是否患过肺结核，他自己似乎并不清楚。据哥哥讲，祖父晚年发现的肺癌，就是长在肺部钙化点上。如果是这样，那么，祖父患的肺结核应当是自愈的。祖父不仅在年轻时患过肺病，而且心脏状况也不乐观。父亲说，祖父很早就心律不齐，按当时中医的说法是“间歇脉”，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过40岁。但这种宿命式的预言并未灵验，祖父该操心时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