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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通道县城。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而去了。这次“飞行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会议是在城外一个村庄里农民的厢房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三人团”，加上朱德，还有那“三人核心”。此外还有谁参加，不得而知。会议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倒是详细写及这次会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指薛岳所辖周浑元第八纵队——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2
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
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引者注），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暲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罗明后来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贵州，全省处于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高原，山峦叠起，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县西行。才一天工夫，就进入贵州地界。“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路边，出现了衣衫褴褛的山民，向红军讨乞。“干人儿”，也就是穷人之意。于是，红军也就贴出了“贵州化”的标语：“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绅粮”，即地主、富人之意。一首新民谣开始流行：“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浑身冷得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他用刚学会的贵州话答谢：“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轻轻松松，红军一进贵州，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黔东的黎平。
当时黎平县县长王仲甫在“呈报”中写道：“朱毛大股倾巢窜至，十二月十四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驻军失利，县城遂陷。”《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县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的所在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成为周恩来的住所。这里本是商人胡序维的店铺（后来成了黎平县酱菜厂的厂址）。这座平房，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通道的“飞行会议”毕竟太匆忙。这一回红军进黎平县城，休整了三天，成为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
走进那所平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物，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显眼地缺席。据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自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事情颇有戏剧性：当毛泽东失意时，那肺病、恶性疟疾便来纠缠着他。眼下，颠倒过来了，毛泽东的病日渐见好，以致可以送掉被子、送掉毛线衣，而李德这个向来壮健的日耳曼人，却“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以致发起高烧来。
周恩来虽说在通道已经表示过对李德的异议，但向来富有组织纪律性的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还是郑重其事地征询李德的意见。李德依然重复着他在通道已经说过的那些话。但是据周恩来回忆，李德并没有缺席，而是出席了会议，并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的意见，归纳起来共三条：
一、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
二、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即他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已举足轻重。他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唯有博古
表示反对。博古仍坚持他和李德拟订的原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这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这项决议当时以电文发出，电文原始的标题是《战略方针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决议的部分原文如下：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第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决议通过后，出于对李德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拿给李德过目。不料，李德看了译文后，大为不悦，跟周恩来吵了起来。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无可忍，顶撞了这位“顾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作了回忆谈话，只是他已习惯地称周恩来为“总理”了：
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