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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02”［图注4…54］
请您说白话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非 凡＋中国古代，文盲比较多，庶民好多读不了书，就是因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数人垄断。其实咱们老祖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用白话文写东西，口语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后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写的东西，文化的传承就断了。电视剧《最后的王爷》里说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话，有些东西就听不懂了。所以老祖宗发明用文言文写文章，用白话作为日常交流，这样让文章千载流传下来，历朝历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圣旨就用大白语，充满当时的俚语俗言，而且非常口语化，读来饶有趣味。因为他没文化，或者他成心给老百姓写白话，这则圣旨，是朱元璋给户部下发的清查登记户口的指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指示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期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这道有趣的圣旨，看起来是朱元璋亲自所写。如果让身边的官员代拟，肯定是文绉绉的，不会如此直白了。
这圣旨一念，老百姓都高兴了，这皇上跟我们说的话一样。古人写的那些笔记，也多是白话，道光皇上召见我，正事说完了，我跟皇上聊天，聊了天我把皇上说的话给记下来了：卿几刻进宫？家有几子？当未当差？就是咱们现在讲上班没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适先生认为言文应当一致，胡先生牛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是哲学博士，另外一生获有３５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９年。按学科分：法学２４个，文学９个，人文学１个，不明学科１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３１个，加拿大２个，英国１个，香港一个。虽然胡先生的博士学位很多就是名誉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誉博士要比你实际读下来的要高，你都没有跟我这儿念，我就给你一个博士，那就证明我认为你够格。所以你看剑桥大学授予金庸名誉博士，然后金庸还在那儿读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剑桥的名誉博士了，你还读什么？胡先生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到北大去告诉大学生，我们要写白话文章，那大学生很反感啊。
民国时候的大学生相当厉害了。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小学毕业，在街上写书信测字，你就能养活自己。胡先生去大学讲写白话文，底下学生举手，这个白话文啰嗦，拍电报费钱。电报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字一两银子，这个文言文拍四个字，“母丧速归。”白话文啰嗦，“胡先生你妈死了，赶紧赶回来吧。”胡适一听这个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说现在这样，有人请你们出山去做官，而你不愿意去，你们用文言，我用白话，咱看谁短。这一帮学生开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长一个孩子写了４０多个字，最短的孩子是八个字：“才疏学浅，难堪大任。”胡先生的白话文只有五个字：我不干，谢谢。要是不讲礼貌的话，两个字就完了：不干。一个字：不！就完了。
人性本是复杂的，据说溥仪在１９２１年，在深宫安装第一部电话后，曾经给胡适打过一个电话，请胡适来宫里走走。胡适没几天就去宫廷与溥仪会晤。胡适的这次出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因此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应该去见废掉了的末代皇帝。而胡适认为，他并不是见一位前朝皇帝，而只是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胡适也免不了激动不已。在胡适见完溥仪的当晚，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写过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竟能在末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有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胡适先生与兼具末代皇帝与可怜小青年双重身份的溥仪之间，会有怎样一番对白。
到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学教科书开始采用白话文，这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古籍非常困难。新文化运动后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李大钊同志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此结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２五四乍泄春光
青年敢死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五四运动。从国际上看，一战期间日美加紧侵略中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也是美日在华争霸的历史，美国和日本都想控制中国。中国反帝情绪高涨。其实最后美国成功了，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的控制，当然４年以后这一切都完了。因为二战一结束，美国是抬中国压日本的，我们跟美国是盟国，二战我们一块儿打击过小日本，小日本在珍珠港祸害过人家，我们又没祸害人家，所以美国想让日本的工业停留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水平，让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遭它侵略的亚洲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结果到１９４８年看得出来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所以这个政策逐渐作罢。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被解放，５月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的制裁，再加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爆发，小日本很快就缓上劲来。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指明了方向。从国内背景看，军阀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在最前面的都是青年学生，学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初生牛犊不怕虎，勇者无畏。也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原因在里面。那么什么事把他们惹怒了，上街游行呢？
巴黎觅春天
巴黎和会03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８０年来我们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巴黎和会。中国人压抑了８０年，可算第一次大战让我们当了一回战胜国。我们派了１５万劳动力去欧洲，本来想派军队参战，后来一想参战军去了也是送死，干脆派劳工，在工厂里干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战胜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合理要求，竟然被断然否决。就好比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五百，吃饭都吃不饱，突然电视上说春节后老师的工资一个月涨到一万二，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我就没合过眼，过完春节之后宣布，对不齐没钱涨不了。我直接就送精神病医院，弄不好就上八宝山了，你要不给我这个希望，五百也凑合活了，还有三百的，咱认了。突然一下子你告诉我一万二，你这不是坑人吗？所以答应给我们战胜国待遇，到时候你不给，首先学生就怒了。
５月４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等口号。军阀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学生还不好办吗，学校开除你，你没办法了吧；你嚷嚷半天，逆反心理半天，把你扔马路上你身上没有一分钱，所以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被镇压。
６月初，上海工人罢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吓坏了政府。ｗｗＷ 。ｔ Ｘｔ x Ｚ．ｃＯｍ工人罢工可比学生罢课厉害。而且还是长江流域，英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上海。英美跟日本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有矛盾，所以美国的公使告诉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学生反抗要抱同情的态度。英美对北洋政府施压，要求给学生一个说法，不然工人都罢工了。北洋政府亲近英美，一看，大哥说话了，马上下令释放被捕学生，不在合约上签字。
兼职搞革命
五四爱国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目的全都达到了，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而且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为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两位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先生论学问没的说，大学教授，论人品没的说，论经济地位，人家那日子好到你无法想象。北洋时候教授牛到什么程度，就跟现在香港的教授似的，你看中文大学的教授都是自个儿开车去，有专用停车位，在香港你要没车，你可以领低保。你说我们家连车都买不起，你就吃低保吧，作为老师来讲，一个半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所以你要没车你可以吃低保。你要敢把这车开上街，这绝对是你经济地位的象征，一升油１０。６块，香港堵车跟北京有得拼．闹市区停半个小时上百块，楼底下买一个专用停车位，三年１００万，比这个车子值钱得多得多．所以香港有钱的人也是坐地铁上下班，那地铁挤得跟北京也能比一比．香港有车的，也就是周末开到深圳牛一下．你看那些教授自己开着车上班，大学院里都有专用停车位，一般来讲教授一个月２０多万港币，然后还有住房各种补贴什么的，都到这种程度。民国时候的教授就这样，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个月大洋１５０块，这只是他一份钱，他还有好几份活儿啦。
陈独秀一个月的进项能到多少钱？３００多块大洋！３００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北京城里买一套三合院两百块，他两个月工资三套房，鱼翅席一桌１０个人８块钱，燕窝席一桌１０个人１２块钱，他一个月工资光吃燕窝席就能吃几十顿，你现在一个月挣１２万，你去吃燕窝席能吃几顿？张国立演的《我这一辈子》里面，一块大洋能雇两辆洋车，拉着老婆孩子岳母到酒楼里，一大桌子菜，又有酒，再给拉回去，就一块大洋。那时候当兵的一个月是６块半，大街上转圈的巡警是７块，骆驼祥子估计他两块都到不了，警察局长是４０块，小学老师是８０块，小学校长最少是１２０块大洋，你要私立的可能更高。大洋绝对是通硬货，季羡林先生北大的国宝啊，２２岁大学一毕业，在济南教语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１６０块大洋，所以他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５年在德国留学了十年，那没有公费全是自费。那钱哪儿来的，工作那么几年，能在德国待十年，你现在工作一年能在德国待十天，买什么东西折成人民币都得乘以十，你到那儿就能够待十天，可想而知，人家多么有钱。
马克思是律师，夫人燕妮是伯爵小姐，恩格斯家拥有整个特利耳城莱茵河两岸的工厂，这些人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显然不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真正为救国救民。
３一个“主义”
皈依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势力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04的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给探索中的中国人似乎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１２人是无产阶级。其余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１９２３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州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