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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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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
  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
  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
  “去干什么? 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 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
  “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
  “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
  “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结果呢? 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
  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
  “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
  “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
  “不。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昕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昕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 ”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再说,如果昕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
                第四章
  马丁·贝克住在旧斯坦的科曼街上,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非常近。耶座建筑维护得很好,甚至有电梯,可说是人人心目中的理想公寓——当然,这不包括那一小撮在盐湖村或迪尔思摩等高级住宅区坐拥别墅、大花园、游泳池的势利之辈。他能找到这地方算是运气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靠贿赂、贪污这类旁门左道住进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利用警察的特权。拜这股运气之赐,他鼓足勇气挣脱了捆绑他十八年的不快乐婚姻。
  然后,他的运气用完了。他被屋顶上的一个疯子射中胸口。过了一年出院后,他曾经遭受冷落,也对工作厌烦之至,而且想到要在四壁挂着知名油画、铺有地毯的办公室里的旋转椅上千到退休,他就不寒而栗。
  不过,这样的几率已是微乎其微。警察高层似乎认为,就算他脑子没坏掉,要和他共事也非常困难。所以马丁‘贝克变成了国家凶杀组的头头,除非这个历史悠久但效率奇佳的组织被废除,不然他会做到退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杀组之所以招致物议,竟然是因为它的效率耀眼。有人说风凉话,说它破案率奇高是因为人员素质太高、案件太少。
  除此之外,高层也有人对马丁·贝克看不顺眼。甚至通过各种不当渠道散播小道消息,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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