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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
，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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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３３
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７月２１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空虚的思想”
，“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
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
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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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
为抵制“左”
倾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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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３
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特别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１９３９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
在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在致陈的一封信和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三达德”的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
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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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
，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
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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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７３
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
，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
，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
，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孝”与“悌”
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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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
，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
，却大讲“军旅”和“刑政”
，并称“礼”与“法”
，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
、“外王”两途。
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
，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
（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
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
、“仁民爱物”
、“道中庸”
、“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中国自古以儒家伦理道德（三纲五常）
为主的人文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两者是并行发展的。这种伦理道德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旧时家家户户悬挂的“天地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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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９３
师“位，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最高裁决者。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