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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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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1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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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182

    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1960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25%提高到40%,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

    3倍,农业总产值下降23%,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55%下降到33%。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1958年不过增长2。

    4%,1959年下降13。

    6%,1960年下降12。

    6%,1961年下降2。

    4%,1962年粮食产量降到1951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1958年增长78。

    8%,1959年增长48。

    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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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增长25。

    9%,1961年突然下降46。

    5%,1962年再下降23。

    6%。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1961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1962年1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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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28、829、830—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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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1967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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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1962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我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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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

    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

    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

    ,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

    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

    ,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中,有如下两点: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

    ①见《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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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6月,经毛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①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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