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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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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４２
必要泛滥起来。“城市的”五反“运动中，报纸上曾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种种违法活动，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消极面，有所夸大，其实不法资本家是少数，多数还是守法的。
由于当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之政府的支持，国营经济生气勃勃生产情况一般优于私营经济。在农村中，互助组同单干户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为解决日渐紧张的市场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认为，加快农村和城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胜利以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来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还这样谈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十二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①
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既有模式（当年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要求全党仔细研读的经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哥达纲领批判》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又
①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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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具体预见到一百年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情况）
，才能建立和发展。
离开这一前提就将成为空想。这就是说，同社会主义相亲相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和我们自身的天然弱点，我们似乎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由于其客观物质性和历史继承性成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决不能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这个前提和基础，前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关于中国落后的论述，是越来越具体的。但问题在于，这主要是来自书本的比较抽象而简单的认识，且对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亲知，远不如一个世纪前在伦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都无法与之相比。随后的事实说明，毛所最关注的，却恰恰不是这个前提，而是怎样变更生产关系；不是这个基础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根据《联共（布）党史》所说的经验，毛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
他还认为东欧土改由于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赐，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因而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引起的必须加快建设的紧迫感，考虑中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他经常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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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中央内部的思想认识虽然还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则是基本相同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和８月１２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确保私有财产”。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妨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的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到这年１２月，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界说，又作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三年恢复后国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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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比重已占优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是现实任务。这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总水平只相当于１９３６年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起点是很低的，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农业国。于是，本来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束之高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也不再存在了；于是，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战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变更，就完全不同于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不认为在中国还必须让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认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离开了中国国情，同时也表明指导理论是斯大林学说。毛泽东后来证实道：“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
①在中国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彻底批判“左”的错误，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他却无视实际情况，从主观的革命理想出发，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不断批判“右倾”
，逐渐走入了一个“左”的思想误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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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奏曲——三大改造三年完成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违反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不满意邓子恢（实际是刘少奇）等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终于发动了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高潮”。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①１９５年９月至１２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②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
③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
①②③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２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４、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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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④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
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１９５６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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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的讲话中，说到１５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①１５年的计划３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尽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
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经过２０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达到中等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