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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常。”像生即死，男即女这些提法就应该看作是一种诡辩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某些不正确之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倒是他读书时那一种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他好学深思，涉猎面广，知识面宽，这些都在这些批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一万多字的批语，总的来说，反映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思想特征。这里应当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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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的是，整个１２００多字的批语，完全是批者就原书所论发抒自己的独立见解，多是一些片断的东西，是阅读时随手写上的，显然不是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更是即兴之笔，因此常发现互相矛盾着的思想观点。这种矛盾状况，除以上所引述的外，如关于道德问题、真理问题、时间、空间问题等，都多少存在。这说明有关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批者正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澄清自己的思想，不断作自我批判。
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种习惯。
然而这１２００多字的零碎的思想札记，正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青年毛泽东在纯粹思辨领域内的兴趣有多么大，他的思维能力又是多么高。从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在学生时代所表现出的这种品质：沉静的抽象的思辨习惯同热烈的现实的实践行动是如此紧密地结合着。历史这样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一本不足道的二元论的哲学著作上所作的艰辛的精神劳动，却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梯；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他当时的某些思想特征（不论是唯物的、唯心的）
，在他的一生中也时隐时显，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有时占据主导地位。
反映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资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是一贯主张“身心并完”
、“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因此，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可说是《心之力》的姊妹篇。这不但是一篇论述体育问题的文章，而且是在体育问题的考察上充满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极其出色的文章。当然，文章中的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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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点也还只是主要反映在自然观方面。根据这篇文章来判断毛泽东当时在哲学思想上所已达到的水平，自然要比《伦理学原理》书中那些片断的批语更接近实际情况。
文章一起始，即用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阐明了体育的意义，体育同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从而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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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
，①“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
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
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
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
“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
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
“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即在作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决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
①短后，指衣的后幅较短，便于劳作。后来也称军人之衣为短后衣。此处“短后”借指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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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
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
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这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深戒嗜欲“
，“勤自锻炼”
，人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由弱转强的。因此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关于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在“图体育之有效”这个问题上，文章已具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这样鲜明的辩证观点：“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
“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在分析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一般人“不好运动之原因”后，文章说：“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许多活动中，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特别强调实践、勇于实践的。那些显示出坚毅意志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多方面的实践，使他一开始耕耘于哲学的园地，就自觉地意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出，而且写得如此精辟、如此科学，是同他自己长期的实践分不开的。
他少年时在家中游泳和劳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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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一师时实行的各种体育活动，对身体的由弱转强，特别是对意志锻炼等方面带来的好处，自己当然有深刻的体会。
同时，德、智、体三育脱节的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给予学生的各种不良影响，也使他感触很深。
此外，他从学习过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外古今人物的有关言论和历史故事，也得到很多启发。因此，这篇文章确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对体育问题的考察，令人信服地阐明：实践是第一位的，无实践则不可能作理论的指导。
文章即以此理说明写作的动机，在“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
“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根据他对一师体育教员的看法，文章又同时指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
在论到体育锻炼的根本之道时，则仍旧强调实践第一，而理论其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
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
为了贯彻实践第一的主张，文中还提出一系列运动的方法和运动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将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六段法”详细列出，供人参考。这是作者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将这种认识公之于众，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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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热烈地追求外国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又极其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
这从《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也可得到证实。
如文中引用了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丰富事例，特别是引用了许多古人重视实践的故事，如“庄子效法于庖丁”
，“仲尼取资于射御”
，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近２０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近代人物３人，外国古今人物６人。他对于中国的旧东西和外国的新东西，是“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是斟酌国情，两无所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完全不同于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中那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地崇拜，甚至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中国的民族遗产，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往往只看到封建性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生产和文化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经过各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它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青年》的前期，全盘西化的论调曾占相当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论五四运动时指出的这方面的缺点：“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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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
《伦理学原理》上有这样的批语：“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尤其说得明确：“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的西方思想，显然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可见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已超过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心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从对待社会、国家、世界，直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