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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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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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