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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方面，羊只数目日益增长， 1921年有羊只 86 119 068只，产原毛
327980吨。 1931年羊上升为110 618 893只，原毛453600吨以上。 1941
年更增至115 189 129只，产毛50万吨以上。 1941年比1921年，羊数增
长45％，原毛增长61％。
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牛、马、猪等饲养业的发展上。1931年
养牛13 091 175头，马为1697 845匹，猪为1797 821头，按人口平均，每
人羊17只，牛 2头，马1/3匹，猪 1/3只，居世界之冠。
畜牧业的副产品，如牛、羊、猪皮、牛奶，牛羊肉，乳酪业都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例如经济危机后，牛奶产量平均每年达近54。1亿升，国内仅耗用
20％左右（新鲜牛奶），其余制成乳酪和奶粉。牛羊肉除国内耗用一部分外，
大部制成罐头。1939年，宰牛 350万头， 3/4供国内耗用， 1/4远销国
外。同年生产羊肉323409吨，73％供国内耗用，27％供出口用。1939年产牛
油216120吨，产乳酪31601吨。
二、采矿业的长足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采矿业一度衰微，不如农牧业，尤其不如工
业发展之迅速。在20年代初，新南威尔士州矿产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与研
究，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成本高，产品质量低；第二，运费高，冶炼价
格高；第三，机械化程度低，而工人工资亦低；第四，勘测工程缺乏政府资
助，因而发现新矿过少。联邦政府接受了该矿产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观点，
决意纠正不利因素，大力支持发展采矿业，首先制定了“全澳矿业发展计划”。
从1926年起，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几个奖励矿业勘测与开采的条例，如 1926
年矿床勘查奖励办法， 1927年石油勘测奖励条例、1930年黄金勘查奖励条
例。此外还颁布了奖励研究土壤与发现新矿床的条例。
进入30年代后，联邦政府仍大力采取措施促进采矿业的发展，特别重视
探查矿业资源的工作。193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澳大利亚北部土地勘查
法”，目的是促进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土质与矿产资源的勘查工作。为了完成
这项任务确定经费为15万英镑，其中半数由联邦政府提供。“澳大利亚北部
土地勘查法”规定了北纬22度线以北至海岸线为勘查的地区范围，并确定了
由西澳大利亚、澳北区和昆士兰三个州联合勘查。因此在经费方面，昆士兰
和西澳大利亚两州均摊其余7。5万英镑勘查经费。勘查工作到1938年完成，
勘查土地面积高达1。9万多平方公里。这是澳大利亚勘查资源史上的壮举。
联邦政府在大力推进勘查工作的同时，亦大力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如
1934年拨出专款283750英镑资助各州的采矿业。各州分得此笔款项数额为：
新南威尔士得款33200英镑，维多利亚得45700英镑，昆士兰得60500英镑，
南澳大利亚得12800英镑，西澳大利亚得44400英镑，塔斯马尼亚得13400
英镑。
澳大利亚亦十分重视勘测与开采石油资源。1929年联邦政府为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寻找石油资源和开采石油曾拨出37万英镑专款予以资助。不仅如
此，另外拨出近20万英镑资助私营石油开采与勘查公司。在政府大力支持
下，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石油企业，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是国家炼油公司，
该企业实际上属公私联营企业。国家炼油公司为发展业务聘请著名地质学家
作为该公司的顾问，并且派本公司专业与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阿根廷等石
油工业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采金业和煤炭工业亦有相当发展。从1931到1940年，全澳大利亚共采
出价值达 1268。3万英镑的黄金。从 1925—1934年这十年间采出黄金达
596757盎司，居世界十大产金国之列。以产值论，除采金业外，采煤业是澳
大利亚的第二大矿业。全澳各州均产煤，以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产量最高，
种类以黑煤为最重要，1938年产黑煤为1168万吨，棕煤为367。5万吨，两
项合计产值高达754万英镑。最大煤区为悉尼煤区，占地达2。4万平方公里。
其他，以采铁、银、锡等为重要，1938年，澳大利亚产银总值据不完全
统计为379。9万英镑，产铁总值为260万英镑。
由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发生了
改变，由衰微局面转向迅速发展的局面。以产值言，由1919—1920年度的
1720万英镑，上升至1938—1939年度的2790万英镑，二十年内增长61％。
澳大利亚二战前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成就不仅大大促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
和政治独立，而且为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日意法西斯做出
巨大贡献创造了条件。
三、澳大利亚独立性的增强
一战后，澳英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战中，英国作为主角而赢得了
战争的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靠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力量，靠世界其
他国家的力量才取得的。以自治领言，它们向帝国提供了大批军队，大量的
物资与金钱，如澳大利亚提供40万军队，新西兰提供11。7万军队，加拿大
和印度提供的军队就更多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像其他协约国一样
同敌军浴血奋战，这必然造成下列后果：
首先，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英帝国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它们的军队同
英军并肩战斗，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通过战争，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陆海空国防军，并且培育出一
批军队骨干，从而取得了自己管理本国国防的大权，打破了英国对澳大利亚，
以至对整个英帝国的军事垄断权。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帝国防御体制问题，
通过一战而得到了解决。这充分地表现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这次帝国会
议，英国和各自治领基本上以平等的地位讨论了帝国国防问题。会后，澳大
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参加了战时帝国内阁。
第三，通过战争，无论是澳大利亚或是其他自治领，打破了英国对整个
帝国外交垄断权。这是自治领取得民族国家独立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
在1917年帝国会议上，英国面对着自治领和印度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得不同意关于给自治领和印度以充分外交发言权的决议。所有这些都说
明，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同英国的关系在国防与外交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战后继续扩大与加深。
在1918年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在加拿大的领导下
向英国提出它们有权作为独立国家和交战国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
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后来，英国和各自治领的部长们都作为
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紧接着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的部长们代表各自
的国家加入了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内，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和
其他国家一样获得了托管权，如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的
托管国。从而自治领作为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在以后的各种国际
会议上，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再不以“英帝国”或“英属自治领”的名义，而
是以本国的名义与会或签字了。
在这种背景下，1926 年在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强烈要求下召开了帝国
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自治领的地位问题，最后以《鲍尔弗报告》的形式反
映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报告对英联邦及其内部关系做了极为明确的表
述：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及其内部成员都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共同体，地
位同等，在它们的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都互不从属，但共同一致效忠英王，
它们在英联邦中是自愿联合的成员国”。这样，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平等地位
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在1930 年召开的帝国会议上正式地接受了《鲍尔弗报告》关于英联邦成
员国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为1931 年帝国会议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
创造了条件。《威斯敏斯特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把英联邦成员国平等关系这
一基本准则确定下来。法案还规定，今后英国任何法律都不能用于自治领，
自治领的法律由自治领自己来制定。这是一战后英澳政治关系演变的总的背
景。
澳大利亚虽然取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主权，并有了自己独立管理的能
力，但它还不能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和控制。一方面是独立国家，拥有外交
与国防的独立权，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受到英国的影响与控制，这
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英关系的根本特点。尤其是在30 年代国际紧张关系出
现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进入30 年代后，战争乌云再一次在世界的上空密集起来。1931 年发生
了日本侵华战争，并开始把凶恶的目光投向南太平洋；1933 年，希特勒上台；
1935 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1936 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
协定；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德日意法西斯形成轴心侵略集
团，1939 年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
影响。同时，这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不能不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政局，同时也
影响着英澳的关系。
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澳大利亚各党和联邦政府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
对外政策与国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是这样的两
个事实为根据的：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和国防自主权的国家；其次，
它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
得听从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同英国分割开来，
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联的。这就决定了澳国的军事计划必
须是英国的一部分。
在布鲁斯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创建了空军。斯
卡林当政时因经济大萧条废除了强制性军事训练，把军事预算压缩到微不足
道的数目，以便执行“节约”方针。1933 年赖昂斯上台，一方面经济危机已
基本控制，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均有了转机，另一方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
日本南下方针已见端倪，因此便着手制定重整军备的计划。总之，所有这些
都表明澳大利亚仅是一个有一定国防自主权的国家。
第二节澳大利亚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前各政党的对外政策
国防与外交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
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
亚的外交方针是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如
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
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当1938 年艾登辞去外交大臣时，澳大利亚
舆论又抱怨张伯伦错误政策，但联邦政府从未公开与张伯伦为难过。
工党这时的国标政策，可从1939 年5 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清晰地
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
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换言之，工党的国防方针是只顾自己的方针，
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当时有人就指出，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和中立
主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虚幻的。
在当时，只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建立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国防方针的正确性。
由于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各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
辩论。兰格工党领袖比斯莱在众议院辩论中提出澳大利亚退出国际联盟的主
张。他的这一主张被人斥之为“孤立主义”。工党新任领袖柯亭亦反对比斯
莱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认为一方面澳大利亚不能从欧洲矛盾中抽身，另一方
面他认为支持英国加入战争不能是无条件的，他的结论是：“依靠集体安全
就是国家自取灭亡”。柯亭在1939 年5 月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工
党的纲领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的我国，应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澳大
利亚人民的努力作防卫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工党政府
正是执行了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时执政的是孟席斯政府，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党的
国防政策是追随英国的政策的，即奉行“集体安全”的政策和姑息政策，直
到张伯伦下台，建立起以丘吉尔为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