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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第六章 杨家岭上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中宣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中宣部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中宣部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惊地直摇头：“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让你给吃穷了！你这一顿饭，我得吃半个月！”
荒地用镢头翻了一遍，黄土松软。我拖着一柄锄头，当作铧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条条垄沟。徐老、陶希晋、柯柏年、黄华等人，用手扒个土窝窝，种下土豆芽苗。我独自坐到陡坡边喘气，手掌撑向黄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来是一株甘草。我扒开甘草周围的黄土，露出一条粗粗的根茎，好家伙！真粗！像小娃儿的胳膊一样。甘草贴着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锄劈剥土崖的黄土，循着甘草一节一节地向下刨，黄土似流水哗哗地飞落。刨到土崖下面，该挖掘甘草根茎四周的黄土了，太费力气，干脆砍断它！我把三丈多长的甘草盘绕成一盘，斜套肩头，踏着崖壁上的脚窝，攀上崖顶。中宣部的几个文人七嘴八舌批评我：
“小李呀，以后可不能这样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这段黄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减少了一段！”
“这些黄土都要流到延河里，流到黄河里”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丢，拧着脖子，不理睬他们。满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个鬼哟，瞎咋呼个啥子嘛！大家议论了一阵子，见我不吭声，又去种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甘草，你这根又粗又长，收下吧。给了我块八角的边币。
我被选为开荒模范
大生产运动中，党要求每个人种20棵西红柿。一天，徐老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用镢头挖坑，见我走来，就喊：“咳，小李，有空吗？”
我说：“立时就有空。”
“茅房弄大粪你敢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弄！弄大粪干啥？”
“给我弄一担来，种西红柿。”
我掏了两桶粪水挑了来。正巧凯丰有事喊我，就把粪桶放下走开了。等我回来，徐老已经把粪水倒在土坑里，种上了西红柿苗苗。过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红柿秧总是蔫蔫的，他常常皱着眉头，围着这些秧苗转悠。我劝他说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边上补种了西红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长得黑绿，徐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西红柿快开花时，我看见徐老用锄头挖他那宝贝似的西红柿秧子，就问他：“徐老，你干嘛？”
“我把它们挪一挪。”
我说：“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缓过来，花也开不了了。”
徐老说：“你知道吗？苏联有个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苹果树移到以前不长苹果的地方，让它们适应环境，结果长出苹果来啦！”
我说：“那可是果树呀。”
徐老说：“我们做个试验，挪十兜试一试。”我心想，等秋后看你的热闹吧。但还是帮他把十棵西红柿换了个地方。秋后，挪过窝的秧子没结出一个西红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