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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式，能解释原子和宇宙的起源、物体的重力、星系的弥散、时间的悖论、空间的本质等等问题和现象，毫无疑问，也能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意义，以及意念本身的起源和意义等问题。
他静静地躺在硬绷绷的床上，沉浸在那种概念的光辉之中，早已忘掉了关着他的铁笼，忘掉了从不睡觉的机器人看守，也早已将自己等待着他人的解剖刀、成为他人研究项目的试验品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机器人碰了碰他的手臂才结束。
“乐于为您效劳，克莱·福里斯特，”它说，“我们准备好了等你试验。”
接着他就不再在笼子里了。
第二十五章
他站在碎石河床上，河道不深，河底平坦，在他的左边是不高的黑色绝壁，这些花岗岩绝壁是开掘溪流时留下来的，这条溪流已经名存实亡、有溪无流了；右边是一大片废弃了的采石场，过了采石场是一座座低矮的小山丘，小山丘光秃秃的、一毛不长，躺在宽阔的古河旁，犹如一具具僵尸。现在是夜里，气温冷得残酷。
这不是四号翼星，他从天空可以看得出来。机器人星球的上空是阴沉沉、灰蒙蒙的，这里，黑色悬崖上空、远山上空，漆黑一片，死寂般宁静，只零星散布着一些椭圆形小灰点。在这死亡山谷的脚下，有穹球形的东西，发出灰白的光，犹如缀在这黑暗夜景中的一颗钻石，散发出难以置信的细微光芒，但这光是僵住不动的。
他一时只瞪着眼睛看，凶猛的寒流袭来，使他浑身发抖，只得抱着双臂，缩着身子，因为他光着脚站在冰冷尖利的碎石上，身上只穿了一件机器人给他穿的睡衣。叫人难以忍受的寒冷夺走了他的呼吸，刺痛了他的肌肤。
他站在那里，迷惑不解，不知所措，这时感觉到一个女孩焦急的手用力拉了拉他。
“喔，福里斯特博士！”珍妮·卡特蜷缩在身边被河流冲洗过的碎石堆上，不再是一个机器人似的孩子了。她那惊恐万状的大眼睛恢复了视力，脸上那种患了失忆症似的平静冷峻的微笑已经不见。“我冷得要命！”她靠着他的身体抖个不停。“请把我带到温暖的地方去吧。”
“我不知道身处何地，”他在毁灭性的惊愕之下瑟瑟发抖，“怎么能带你到温暖的地方去呢？”
他发现自己还不是真的能说话，因为那种空旷中的寒冷已经使他说不出话来。他喉头干燥，肺部灼痛，嘴唇僵硬得动也不能动。他没有发出声来——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因为这个黑暗的地方完全死寂，但是孩子似乎能理解他，因为她的眼中多了一种难过、沮丧的神色。
“你不知道吗？”她对他皱着眉头，瘦削的脸痛得僵硬，他意识到他也没有听到她说什么话。“你应该知道的，”她说，“因为是你把我从那些黑色机器人身旁带走的，也是你使我们俩到了这里的。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给你指出我们逃出来的地方。”
“不对——这不可能！”他昏头昏脑地摇头，“因为一会儿之前我还在笼子里，等待着那个钯制控制中枢来控制我。我不记得做过什么，也没有要逃走的念头，我当然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她紧紧抓住他，没有用声音说出来的思想比声音都传播得快。“这是个遥远、寒冷的地方，怀特先生以前常派我来这里取钯锭。我通常是尽快赶回那个溶洞里去，不使自己冻僵，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回到溶洞里去了，如果回到那个地方去，机器人又会把我们抓住的。”被他握着的焦急的小手冰冷。“请说，我们能到哪里去？”
但是，福里斯特一声不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他惊呆了，身子摇晃，站都站不稳。他想起了珍妮以前从一颗没有恒星的行星上取回去的覆盖着冰霜的冲积钯锭，这颗行星的气温是绝对零度，现在，他明白了没有一丝星光的黑暗、光秃秃的黑山那边那个弧形冰晶尘意味着什么可怕的结果。
无情的寒冷更加刺骨。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和珍妮已经逃亡到了这颗没有生命的星球上了，这颗星球远离他们自己那个宇宙。死寂、空洞的黑暗背景下的那些椭圆形小灰点，就是其他的岛宇宙，遥远得无法知道。那个发光的羽毛状的地方便是他们自己星系的边缘。
原始星球第一批哲学家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要探索朦朦胧胧事物背后隐藏着一个永恒真实。从那个时候往前推算，还早整整１０多万光年，这些光肯定就从那些蒙着光环迷雾的恒星上发出了。
跋：我和《智能机器人》
杰克·威廉森
智能机器人是小型的人形自动机，由四号翼星上的核大战之后为了保护人类不受失控技术的佃害在可怕的核大战之后，为了保护人类不受失控技术的伤害，就发明了智能机器人。它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最高宗每日——“尽心尽职，服从指令，确保人类免遭损害”——为依据。
问题是，它们固有的仁慈 行为已经极端化，任何有可能伤害人的正常活动都被禁止了：人类不准驾驶汽车，不准骑自行车，不准抽烟喝酒，不准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一个人的所有事务它们全包办了，不给人类一点行动的自由。它们的世界成了一座豪华奢侈而又令人抑郁寡欢的、梦魇般的监狱。
智能机器人出现在两个故事中：中篇《束手无策》和长篇《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最先在约翰·坎贝尔的《惊人科幻小说》上以《探索神世界》为题连载发表。第一个故事《束手无策》可能好些，我同意詹姆斯·冈恩的观点：中篇是大部分科幻小说的最佳形式，既有足够的篇幅来充分表达一种观点，又不必对小说的冲突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束手无策》表达了我这样的观点：失控技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常被误解的倒是那个长篇——或至少对此有完全相反的理解，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认为，产生这种情况，其原因是它有一个深层主题，深层主题没有表层主题——失控技术的威胁——那样明显，但更重要。智能机器人是一种象，象征着人类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人类的第一台机器问世之前早就存在了。
这个长篇的主题思想和原来的题目都是坎贝尔提出的。坎贝尔总的说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希望人类发展进步，确信大多数的技术问题都能被更先进的技术所解决。杜克大学毕业的约瑟夫·莱恩——坎贝尔自己的校友——写了一篇关于特异功能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向我建议说：不能使用手的人，也许会获得强大的新意念能力，最终战胜机器人。
我没有均贝尔那样乐观，虽然刚开始构思智能机器人的时候，我曾认为它们是可以被人类控制的。我曾经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来修改一个故事，描写它们最后被人类击败的情景，但后来我意识到，机器人如果真正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那么就不可能被击败。
这时，我认为人类永远被自己的最佳发明物所奴役，已经没有希望：我心灰意冷，就放弃了那个故事，另写了一个基调欢快的中篇，取名为《平衡装置》。《平衡装置》也是关于发明物的故事，但这个发明物却与智能机器人不同，它使每一个人享受完全的自由。
《平衡装置》的乐观基调使我重新面对智能机器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我用一个与它不同的新背景，不同的新观点，写了《束手无策》，描述机器人入侵之后人类进行的顽强抵抗和遭受的悲剧性失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典型小镇里典型家庭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个悲观的主题，我认为，是有效地得到了体现的：带着最美丽的愿望制造的可能最佳的机器，成了极端恐惧之源。
这种辛酸的悲观主义观点，确切地说，不是我自己的。我很少为了表现一种主题而创作故事，因为强调主题，往往会使塑造的人物失真，描写的情节变形。真正的主题，我觉得，似乎来自故事本身，并使故事更具有深度，更具有感染力。
坎贝尔认为：可以新创一种超机械力，使之发展成为可以控制机器人的一种能力。对此我可不敢苟同。根据定义，作为尽善尽美的机器人，它们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存在下去。当故事情节在我的头中越来越鲜活的时候，人类那种心理物理能力最终却还原成了普通的物理力，因此，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智能机器人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灭机器人的新努力却以新的失败告终，因为机器人这时能俘获、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人类成了被自己制造的最佳机器人所操纵的木偶。
对这部小说的误解，部分地来自故事的结局。为了避免与《束手无策》的结局雷同，我进行了一种文学创作中的尝试。小说的结局，据我的观点，绝不是仅仅用“无望”两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我借那些经过洗脑、因机器人而感到高兴的那些人之口表达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结局结果导致了模糊性，出现了多种解释。没有两个评论家对小说结局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自那以后，许多读者认为小说阴郁的基调是我的本意，但也有更多的读者认为受过洗脑的人的态度就是我自己的态度。
比如，哈罗德·Ｌ·伯杰最近发表了题为《科幻小说和新黑暗时代》的研究文章，在这篇研究反乌托邦文学的文章中，他把《束手无策》和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放在一起，归入“最黑暗的反面乌托邦的观点”一类，这与我自己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然而，当他开始讨论这部长篇的时候，他对我“突然转变的亲机器人态度”提出质疑：这是仅仅表现了“一个故事讲述者的精湛技巧”？还是表达了一种新的信念：“人类必须屈从于保护性技术的专制，或成为破坏性技术的牺牲品”？
其实，我对这些多种多样、甚至矛盾的反应并不是全然不高兴。模糊性具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对最佳地运用技术这样一个人类的主要问题给予真正令人满意的结论性回答。只要他能提出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性，探索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已经足够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具有另一种含义，与伯杰所说的比较相近。至少我认为，智能机器人不仅仅像征一种终极技术，也隐喻了社会和个人之间一种古老的冲突。
小说脱稿几年之后，这第二种含义还撞击着我的心灵，因为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它的情感内涵来自我自孩提时代的经历。孩提时，我就生活于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冲突之中，他们与机器人一样仁慈，相对于我来说也很有力量，他们所有人都总是与我过不去，但却一再口口声声说这样做是为了我本人好。
我出生的头三年是在墨西哥北部马德雷山的一个孤零零的大农场里度过的，我母亲以前常常说，要到汽车开得到的地方，需要骑整整一天的马。那个大山的荒凉对她来说是有点难以忍受的，部分原因是她对婴孩的我太关心了。怕野蛮的印地安族的阿帕切人，怕草丛中的毒蛇、怕深山里的狮子，甚至怕我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爬，她大部分时间把我锁在有欣栅栏的婴儿床里，而我却至少需要在泥地上爬上一爬的自由。但是，我不得不爱他，因为她爱着我。然而，作为看护我的“狱吏”，残酷地违背我的意愿，她被怨恨也是难免的。
那一定是我本人首次卷入人类普遍存在的两难困境中。我们人类天生就是追求自由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能单独生活。要与同胞、家人和朋友和睦相处，要处理好与学校、法律的关系，要与社会文化及其信奉的上帝摘好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我们必须学会妥协退让。我们之中的少数人在与社会的交易中讨价还价很在行，从中获得了最大的便宜，赢得了朋友和爱人，挣得了名誉和地位，成了主宰社会的实权人物。大部分人却没有这样成功，做出很大很痛苦让步，获得的报酬却极不稳定，而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些人又这样可恶可恨。另外的少数人属于背叛者，十分顽固，不肯作出丝毫的让步，一生都采取蔑视的反抗态度。
这种社会妥协就是做人的代价。在我们人类存在之前的那种简单形式的动物“家庭”里——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从森林里移居到草地上的时候，斗争的压力一定是最小的，虽然我猜想那时的斗争也已经是够真实、够痛苦的了。当这些动物一步步地有了伟大的进化：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的双脚制造工具的两手，狩猎群体的形成和说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