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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他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下降的局面。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巴拉克认为还是抛开沙拉米香肠制造机而直接去买一整份三明治更好一些。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谈判结束阶段上，他疏忽了许多过渡性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从西岸地区部分撤军并把耶路撒冷附近三个村庄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方，这是以方在奥斯陆协议和后续的一系列协议中正式向巴方承诺过的。同时，西岸地区扩建定居点的速度却在加快。在巴拉克看来，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最终方案一旦被双方接受，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阿拉法特有不同的理解。他也发觉奥斯陆和平进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原因与巴拉克所说的不同。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奥斯陆协议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大堆既无法兑现又受到阻碍的诺言。“协议签署已过六年，以色列人的定居点更多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更少了，经济状况也更糟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巴拉克对必要的过渡性撤军的疏忽，定居点断断续续的加速修建，只能进一步加深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人以及巴拉克本人的怀疑。为了增强自己对峰会的信心，阿拉法特向克林顿提出应当多给一些准备时间，同时要求以色列落实先前承诺过的部分撤军协议。阿拉法特的某些担心克林顿同样也有。他用巴拉克的一个承诺答复了阿拉法特。巴拉克答应不管和谈能否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都会开始撤军。总统也向阿拉法特保证，万一和谈失败，他也不会受到责备。克林顿对阿拉法特说：“不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的”。结果，既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以色列也没有撤军。但是，阿拉法特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戴维营会谈的过程跟人们心目中所理解的谈判大不一样。一说戴维营谈判，人们会想像为以巴谈判代表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在美国人的监督下，仔细斟酌推敲各种提议。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从来没有举行过实质性的会谈，他们大部时间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由美国人穿梭往来，传递想法，转述回复。我接受别人的建议，用了“想法”这个词，因为双方都未曾给对方递交过任何正式的书面提议。美国信使负责做记录，为了确保不产生误解，记录内容都读给双方代表听一下，但是一切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些想法是作为美国人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以色列人的提议提出来的，用的措辞是以色列人愿意把它们作为谈判的基础，条件是阿拉法特也得同意。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并没有推行自己的计划，而是担当了一个不了解双方底线的高级媒婆罢了。为了把“球”带向“球门”，美国调停人员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议，以便把这些反建议转达给另一方。此时，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点。正如埃里卡特在杰里科告诉我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很有创造性。例如：为了让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点并入版图，他们想出了交换土地的主意；作为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的权利认可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对实际回归以色列的难民人数加以限制的办法；他们还保证允许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行使主权。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终还是没能给美国谈判代表拿出一个内容连贯的和平方案。尽管有许多因素从中作梗，但是谁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中一个便是巴方感到过去一直被那些措辞含糊的临时协议所蒙骗，觉得如果这一次是最终协议，那么它必须一目了然，落实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谁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巴拉克的立场一直在变。这的确是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在阿拉法特严肃认真起来之前，巴拉克不愿透露底线，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对方底线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另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局势令阿持法特难以驾驭。这就造成了代表团的内部分裂。该代表团开始盼望能有一名继任者取代年迈的阿拉法特。最后，巴方认为，即便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接受这些想法也充满危险。这些危险虽小，但影响重大。美国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对难民问题却只字未提，在土地交换问题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对圣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有主权。巴方担心，接受了这些想法，就有可能动摇巴方的根本立场，把争论的焦点由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应履行的义务变成讨论美国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巴勒斯坦的几位重要领导人对我说，他们认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机。
不过，与此同时，美方并没有给巴拉克施加任何压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说拆除定居点了。而35年来，美国一直声称修建定居点是非法之举。克林顿及其代表团所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其实，他们深知达成一份公正的协议关系重大，也知道如何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戴维营峰会毫无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从此结束。2000年整个秋季，三方重开谈判。在总统任期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克林顿于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给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可能成为新巴勒斯坦国的地方（不过不是以色列），和一种更有利于巴方的耶路撒冷处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谨慎，不过在2001年1月2日与克林顿会面时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巴拉克：“我接受你这几条，但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些看法。同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们必须尊重的看法。”
这时巴拉克似乎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一点他私下里跟克林顿透露过。三个星期之后，克林顿告别政坛，也不再参与和谈，但是以巴的直接谈判在塔巴继续举行。塔巴谈判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拒绝了某一方案，而是因为以色列大选在会谈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巴拉克竞选时主张继续和谈，并授权发表巴以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宣布达成协议近在咫尺，这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双方共同认为，随着以色列选举后和谈的恢复，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一上台，立即宣布塔巴会谈死亡，并宣布了他反对进一步进行和谈的立场。巴拉克之所以输掉竞选，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来暴力事件迅速升级，降低了他的和平倡议的可信度。其次在于阿拉法特，有人指责他策划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进一步加以纵容，目的是为了对以方进一步施压，以便以方做出让步。但是，重新审视一下当时的形势，我们却发现事情更为复杂。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龙计划要到圣殿山散步。阿拉法特专程到巴拉克家中拜会他，请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说法，巴拉克说他也无能为力。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巴拉克说那是以色列内部的政治事务，这件事曾与巴方的安全官员协调过；他还说此事与后来爆发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深谙内情的观察家并不持这种看法。丹尼斯·罗斯在谈论沙龙散步这件事时说：“我可以想出许多损招，但是确实想不出比这一招更损的了。”考虑到沙龙素有反巴、反和平之名，而且局势又动荡不安，这一事件显然具有挑衅性。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的挑衅行为可以让他在大选中坐收红利，这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于是，9月28日，沙龙在一千名以色列警察的层层护卫下散了一小会儿步。第二天，游行以暴力告终。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担任了一个刚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确定巴以暴力冲突的原因。根据他所提交的报告，大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游行者遭遇大批以色列警察，双方形成对峙，冲突由此开始。“在西墙附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实弹驱散示威者，死4人，伤200人。”14名以色列警察也受了伤。根据米切尔的报告，“在大部分冲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过火器或炸药。”
到第一周结束时，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几个国际组织纷纷抱怨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与我交谈过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认为，军队越来越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来越忠于沙龙。他们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
不论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饰巴勒斯坦人，也不要为他们开脱在戴维营和谈失败以及暴力升级问题上的责任。两年来，这种暴力冲突已经毁掉了这一地区。我认为，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期间铸成了大错，因为他没有能够做出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意的反应。但是，和谈失败和暴力升级的责任不能只归到阿拉法特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消灭以色列的事业。
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真正之所在：尽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是根据这些看法制定出来的。到头来，我们的行为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众叛亲离，而美国恰恰正处在需要几个朋友的节骨眼上。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是这样对我解释巴以局势的：“以色列的历届政府始终是联合政府。这就变得激进党派的权力与地位不相称，并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张‘大以色列’者的挟制。他们也希望建立一个犹太国，他们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与建国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强行干预，也可以把北约拉上一块干。但是由于美国的以色列…基督教院外活动集团百分之两千地支持以色列并控制着国会，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只想补充说，只要院外活动集团、国会以及白宫继续执迷不悟，美国人就得继续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扔到以色列人扩建定居点的工地上。这一政策只会充当暴力事件的“催化剂”，导致残酷的报复，后者反过来又会使世人对美国更加鄙视，而各方热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会渐渐退去。
台湾
由于台湾问题牵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1972年“对华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一直是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共产党政治。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理想之地，仅美国公司就投资了近400亿美元。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时也是重要的对美投资国。除了实行资本主义以外，中国还大规模地开放了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尽管中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来，美中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能够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那就是美国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干涉。
对中国人而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一个肃清半殖民统治残余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束中国内战的问题。在大陆，内战已于1949年结束。中国人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外国干涉均视为一种对中国内政难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们在此打一个比方，尽管有点夸张，但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女儿在毛伊岛有一栋房子。毛伊岛俯瞰着毛伊海峡和无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岛。近年来，原先生活在这些岛上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后裔掀起了一场夏威夷独立运动。设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独立分子占领卡胡拉威岛并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独立王国，情况会怎样？毫无疑问，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军会被派去镇压起义。现在假定中国人要派海军到毛伊海峡巡逻，以保护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国不受伤害，那又将如何？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每个美国人会多么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国旅行时，所目睹的正是这种愤慨。每次与中国人交谈，人们如果开头不问美国人为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