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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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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她静静地说,“你怎么敢确定?晚安,马洛先生。万事多谢啦。”
     她顺着草地走回去。我目送她进屋。门关了,门廊的灯也熄了。我对着虚空挥别,驾车离开。

◎漫长的告别 19(1)

     整个礼拜没什么事,我只是出门办了一些不太能算业务的业务。有一天早上卡恩机构的乔治·彼得斯打电话给我,说他恰好有事走过 塞普尔维达峡谷那条路,好奇地去看了韦林杰医生的疗养所,可是韦林杰医生已经不在了。五六队土地测量员正在绘图打算分割土地。跟他交谈的人连听都没听过韦林杰医生的名字。
     “因为一张财产信托证书,可怜的傻瓜被迫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给他一张千元大钞买下放弃权利的证书,以求省时省钱,现在有人把那块地分割成建筑用地,可以净赚百万。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差别。生意必须有资金。有时候我觉得那是唯一的差别。”
     我说:“好一段愤世嫉俗的说辞。不过热门犯罪也要资金。”
     “资金哪里来,老兄?总不会来自抢劫酒铺的强盗吧。再见。改天见。”
     某个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差十分,韦德打电话给我。他的嗓子浑浊不清,几乎咯咯作响,但我还听得出是谁。电话中可以听见急促的、用力呼吸的声音。
     “马洛,我情况很糟。我顶不住了。你能不能赶快过来?”
     “好——不过先让我跟韦德太太谈谈。”
     他没搭腔。电话中传来撞击声,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又有撞击的砰砰声。我对着电话吼了会儿,没人答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话筒咔啦一声放回原位,就变成断线后的嗡嗡声。
     我五分钟后上路,半小时多一点儿就到了,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飞驰过隘口,朝着光亮的方向开上文图拉大道,左转,在大卡车中东躲西闪,出尽洋相。我以近六十英里的时速穿过恩西诺,用聚光灯照着停靠的车辆外缘,免得有人突然走出来。我运气不错,只有不在乎的状况下才能如此幸运。没有警察,没有警笛,没有红色闪光灯。一路我只想着韦德家可能发生的情况,料想不会太愉快。她跟一个酒醉的狂人单独在家;她脖子断了躺在楼梯下;她锁在房间里,有人在外面狂号想破门而入;她赤脚跑过月光下的路面,一个手持屠刀的黑人大汉正在追她??
     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开进他家车道,屋里屋外灯火通明,她站在敞开的门口,嘴里含着一根烟。我下了车,踏着石板地走向她。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敞领衬衫,冷静地望着我。如果有任何兴奋的迹象,也是我带去的。
     我说了一句傻话,后来的举动也傻乎乎的。“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我通常不抽。”她取出嘴里的烟,看一眼,然后扔掉弄灭。“很久才抽一次。他打过电话给韦林杰医生。”
     声音悠远平静,好像隔着水面传来。非常非常地轻松。
     “不是。”我说,“ 韦林杰医生不住在那儿了。他是打给我的。”
     “噢,真的?我听见他打电话请对方赶快来。我以为一定是韦林杰医生。”
     “他现在在哪儿?”
     “他跌倒了。”她说,“一定是椅子后仰得太厉害了。以前也发生过。脑袋撞到东西。流了一点儿血,不多。”
     “噢,那就好。”我说,“不会流太多血的。我问你,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一脸严肃地望着我,然后伸手一指,说:“在那边某一个地方。路边或者围墙边的灌木丛里。”
     我倾身看她。“老天啊,你都没有看啊?”这时候我断定她是吓呆了,就回头看看草坪。什么都没看见,但围墙边有浓浓的黑影。
     “不,我没看。”她相当平静地说,“你去找他。受得了的我都忍受了。我已经受不了啦。你去找他。”
     她转身走回屋内,门还开着;没走多远,到门内一码左右的地方她突然瘫倒在地,躺在那儿。屋里的浅色长酒几两侧各有一张大沙发,我把她扶起来,平放在其中一张上面,摸摸她的脉搏,好像不太弱,也没有不稳的迹象。她双眸紧闭,嘴唇发青。我把她留在那儿,又走回屋外。

◎漫长的告别 19(2)

     她说得不错,韦德确实在那边,侧躺在芙蓉花的暗影中;脉搏跳得很快,呼吸不自然,后脑勺黏糊糊的。我跟他说话,稍微摇着他,还打了他两个耳光。他咕哝一声,却没有苏醒。我把他拖起呈坐姿,拉过来搭在我肩上,然后背转向他用力举起他的身子,伸手去抓他的一条腿。我失手了,他重得像水泥块。我们俩在草地上坐下来,我休息片刻,再试一次;最后我终于将他拉成救火员那种搀扶姿势,拖过草地,向敞开的前门行进。一段路恍如来回一趟暹罗①那么遥远。门廊的两段阶梯宛若十英尺高。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沙发前,双膝跪地,让他滚下来。等我再站直,脊椎活像至少断了三个地方。
     艾琳·韦德已经不在了。屋里只剩我一个人。那一刻我累坏了,没心情管谁在什么地方。我坐下来看着他,等他吐气吸气,然后看看他的脑袋。整颗头沾满鲜血,头发也黏糊糊的带有血迹。看来不太严重,可是头部的伤很难说。
     这时候艾琳·韦德来到我旁边,以事不关己的表情静静俯视他。
     “对不起,我昏倒了。”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最好叫个医生来。”
     “我打过电话给洛林医生。他是我的医生,你知道,他不想来。”
     “那试试别人吧。”
     “噢,他会来的。”她说,“他虽然不想来,但他腾出手就会尽快赶来。”
     “坎迪呢?”
     “今天他休假。星期四。厨子和坎迪星期四放假。常规如此。你能不能把他扶上床。”
     “没有帮手办不到。最好拿一条小地毯或毯子来。今天晚上很暖和,不过这种病例很容易得肺炎。”
     她说她会去拿毯子,我觉得她真好。可是我头脑不太清楚。扛他扛得太累了。
     我们给他盖上一床轮船躺椅用的毯子,十五分钟后洛林医师来了,他戴着无框眼镜,衣领浆得硬挺挺的,那副表情活像狗生病了人家要他来清理似的。
     他检查韦德的脑袋,说:“表皮伤口和淤青,不会脑震荡。我想他的呼吸已经把他的情况显示得相当清楚。”
     他伸手拿帽子,提起皮包。
     “别让他着凉。”他说,“你们不妨轻轻替他洗头,把血洗掉。他睡睡就没事了。”
     “医生,我一个人没办法扶他上楼。”我说。
     “那就让他留在原地。”他漠然地看看我,“晚安,韦德太太。你知道我不医酒精中毒病人。就算肯医,你丈夫也不会是我的病人。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
     “没人要你医治他。”我说,“我是要你帮忙把他搬进房间,好给他脱衣服。”
     “你是什么人?”洛林医生冷冰冰地问道。
     “我姓马洛。上礼拜我来过。你妻子介绍过我。”
     “有趣,”他说,“你是通过什么关系认识我妻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
     “我对你想什么没有兴趣。”他打断我的话,转向艾琳,点个头就往外走。我挡在他和门口之间,背对着门。
     “等一下,医生。你一定很久没看那篇叫《新开业医生誓言》的文章了。这个人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老远的地方。听来他的状况很差,我连忙赶来,一路上好多次违犯了本州的交通规则。我发现他正在地上,就把他扛进来,请相信我,他可不是一捆羽毛,重死了。仆人不在,这儿没有人可能帮我扶韦德上楼。你有什么感想?”
     “让开,”他咬着牙说,“否则我打电话给警署,叫他们派个警官来。身为专业人士——”
     “身为专业人士,你比一把跳蚤灰还不如。”我说着就让开了。
     他满面通红——慢慢地,但是很明显。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只管开门走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门关上时他特意往里看我一眼。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凶恶的脸和那么凶的目光。
     我由门口转过身来的时候,艾琳笑眯眯的。

◎漫长的告别 19(3)

     “有什么好笑?”我咆哮道。
     “你呀。你说话口不择言,对不对?你不知道洛林医生是谁吗?”
     “知道——我还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她看看手表说:“坎迪现在该到家了。我去看看。他的房间在车库后面。”
     她由拱门出去,我坐下来看看韦德。大作家继续打鼾。他满脸冒汗,可是我没取下他身上盖的毛毯。一两分钟后艾琳回来了,坎迪跟在她身边。

◎漫长的告别20(1)

     我停在艾琳房门外注意听,没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就没敲门。如果她想知道丈夫的状况,她自己会处理的。楼下的客厅灯火通明,但空无一人。我把一部分灯关掉。站在前门边,我仰望二楼阳台。客厅中段是挑空的,与房子的墙壁等高,上面有裸露的横梁,阳台也靠那几根梁柱支撑。阳台很宽,两侧有坚固的栏杆,看来约有三英尺半高。顶端和直立的柱子都切割成四四方方的,以便和大梁搭配。客厅以一道方形拱门隔开,装有双扇百叶门板。餐厅楼上我猜是用人房。二楼这一部分用墙壁隔开,应该有另一道楼梯从厨房通上去。韦德的房间在他书房楼上的一角。我看得见灯光从他敞开的房门反射到天花板上,也看得见门口的顶板。
     我把所有的灯关掉,只留一盏落地灯,然后走向书房。书房门关着,却亮着两盏灯,一盏是皮沙发一端的落地灯,一盏是有灯罩的桌灯。打字机在灯下的架子上,旁边的书桌上堆着乱糟糟的黄色纸张。我坐在一张有衬垫的椅子上,打量屋里的陈设。我想知道他怎么撞破脑袋的。我走过去坐进他书桌边的椅子里,电话在左手边。弹簧的弹力没有那么大。如果我向后倾过了头,脑袋可能会碰到桌角。我弄湿手帕,擦擦木头。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桌上东西很多,包括两尊青?大象夹着一排书,还有一个老式方形玻璃墨水瓶。我摸摸墨水瓶,干干净净的。反正也没什么用,如果是别人打他,凶器未必在屋里。而且没有别人在场做这件事。我站起来,扭开檐板灯,光线射进黑暗的角落,原来答案这么简单。有个方形金属字纸篓侧倒在墙边,纸都洒出来了。字纸篓不会走路,一定是被人推倒或踢倒的。我用沾湿的手帕试试尖角。这回擦到了红棕色的血迹。没什么奥秘可言。韦德跌倒,脑袋撞到字纸篓的尖角——可能是擦撞——自己爬起来,把那鬼东西踢到房间另一头。很简单嘛。
     接着他可能又喝了一杯快酒。酒在沙发前的酒几上:有一个空瓶、一个四分之三满的酒瓶、一只热水瓶和一银钵的水,之前应该是冰块。只有一个玻璃杯,而且是大型经济杯。
     他喝了酒以后,觉得好多了,发现电话听筒从叉簧上垂落下来,可能想不起他用电话做过什么。于是,他走过去,把电话筒放回基座。时间大致吻合。电话让人有强迫感,我们这个时代受小机械所折磨的人,提起电话是又爱、又恨、又可怕。但他对电话一向恭恭敬敬,连酒醉都不例外。电话是物神。
     正常人会先对话筒说声“喂”,确定没通才挂掉。一个醉醺醺又跌了一跤的人就不见得了。反正没什么大不了。也可能是他妻子挂的,说不定她听见跌倒声和字纸篓撞墙的响动,来到书房。大约此时最后一杯酒的劲头已经发作,他蹒跚走到屋外,穿过前草坪,在我发现他的地方晕倒。有人来找他。此时他已不清楚来者是谁了。说不定是老好人韦林杰医生呢。
     到目前为止还讲得通。那他妻子会怎么办?她应付不了他,没法跟他讲理,可能不敢尝试。那她会叫人来帮忙。用人不在,只得打电话。好,她打过电话给某人。她曾打给洛林医生。我以为她是在我抵达后才打给他的。尽管她没这么说。
     再下去有点儿说不通了。按理说她会照顾他,寻找他,确定他有没有受伤。温暖的夏夜在外面地上躺一会儿没有大碍。她搬不动他。我是使尽全力才办到的。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她竟站在门口抽烟,不太清楚他究竟在哪里。你能料想得到吗?我不知道她受过什么罪,那种情况下他是多么危险,以及她多么害怕走近他。我到的时候,她对我说:“受得了的我都忍受了。你去找他。”接着她就走进屋内晕倒了。
     这事我还是伤脑筋,但我只能暂时不追究。我必须假设她经常面对这种情况,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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