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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西山会议派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分歧。
在广州，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在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反动面目的同时，还建议中共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沉重打击，并且提出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鲍罗廷最初也同意这种主张。
但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却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有使国民党分裂的可能，这将影响到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力主采取让步政策。在维经斯基促动下，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还亲自在苏联领事馆与从西山会议派分离出来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并达成七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中的忠实党员；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张国焘还表示希望孙科等人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为此推迟了预定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时间。
之后，陈独秀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要他们组织欢迎孙科等回到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
为了使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员能够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陈独秀还派张国焘前往广州指导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所谓过左的偏差。
这时，张国焘却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之际，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后，遭到了维经斯基的坚决反对。
张国焘到达广州后，首先见到鲍罗廷。鲍罗廷对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质问张国焘： “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张国焘要求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政策。他不顾陈延年等人的反对，强调中共中央与孙科等所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必要的。他说： “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还说： “不要将中共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8—79页。
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退让政策，张国焘竟做了一件让人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叙述吧：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廷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廷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廷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主动提出少选共产党员，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实认真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处心积虑地执行退让政策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的，何况在张国焘看来，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正确”方针呢！这一所谓“正确”方针的灵魂，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所以，中共应自谋“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准备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直接恶果是： 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12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名。
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让步，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广东的党员大为不满，以至广东区委会写信指责中央对右派的退让政策。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10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民党右派而写的。他首先列举了自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在各方面长足发展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错误的。继而谈到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指出在右派和党的纪律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文章还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
整个文章的调子是比较低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文章的积极意义在于申明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巩固都与共产党员的工作分不开，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文章的消极意义在于仍然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没有看到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实质，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希望国民党右派改变态度，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统一战线内部又祸起萧墙。这就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刚刚崛起的蒋介石悍然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遂派中山舰开赴黄埔。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代表团也被软禁起来。
当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报上看到“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报道时，简直如五雷炸耳。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而宁愿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当各方面来的消息证实了报纸的报道之后，他们方才冷静下来商量对策。
由于不了解广州的形势，陈独秀等人准备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在他们看来，“无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地说，我们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④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页。。
为了贯彻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再次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政策与正在广州视察的苏俄代表团领导人布勃诺夫全名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时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书记。已经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不仅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应有的反击，反而对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责，好像一切都是在广东的共产党方面的错。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伦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人。1924年8月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离开广州回国。1926年5月再度来华。1927年8月回国。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国罪”枪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以及拉兹贡和罗加觉夫。蒋介石在有效地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之后，又演出了一场“自请处分”的假戏。于是，当张国焘到达时，广州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纷繁错综的矛盾有增无减。
张国焘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前后经过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同志们根据中央精神，一致采取妥协政策。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④张国焘的表白无疑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在通过“中山舰事件”夺得军权4月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图谋党权。
为了对蒋介石发动的事件作出一致反应，约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决定组成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 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注2。。不过，从瞿秋白于当年8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瞿秋白说： “我们到这里（指广州）来是为了恢复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发展，排除异己，使他达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的。会上，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和鲍罗廷的要求，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政策，强迫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闾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而为蒋介石铺路的，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而且还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就是在得到鲍罗廷的首肯之后才拿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谁能想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最先通缉的也正是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
历史，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5月底，加伦再度来华，接替季山嘉任苏联顾问团团长和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6月初，苏联援助北伐军的武器陆续运抵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成定局。
6月下旬，加伦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