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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摆地朝我走过来，而他的同伙们则吹着口哨，怪叫着，朝他起哄。我不喜欢这座建筑的野蛮气息，而且站在流行乐器和影碟的摩沙发出的刺耳的混乱中我简直就像一个傻子。
“帮个忙好吗，把太阳镜摘掉。”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烦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镜，暴露出来的小家伙大约只有十二岁。
“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诉我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住在过道的那边，她和我妈妈很要好。有一天她说她将去萨尔瓦多因为她要把几个孩子带回给他们的父母还是什么——”
“给外祖母。”
“对，外祖母。这样我们就得到这间公寓房，屋里所有的东西值一百元。”
火山画还贴在墙壁上。牌桌也还是原样，不过桌面上现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层压塑料像在厨房里，正倚靠着黄色的瓷砖墙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吗？”
他耸耸肩。我取走了那幅画像，还有两截还愿蜡烛。
“把音乐关小点。”
从公寓房出来，要走过两个街区才到黑漆漆空荡荡的停车场，几辆残破的汽车被扔在路边。
拐过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现场照片所展示的场景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大街，有一条蓝色长凳的巴士站，一栋低矮的建筑，窗户全部用砖头填封，那被证实是一间录音工作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条小街——有快餐鸡、比萨饼、干洗店，还有一间很大的“火烈鸟”音乐商店——但现在塞满了各种等着找泊车位的机车。大街上的高峰期车流移动相当缓慢，好像整条街都浸泡在腻滑的黄色车头灯光中。
如果我观察得足够仔细，我就能够发现在长凳上和砖石墙上留下来的子弹坑，但是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体验。我曾得知维奥莱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里有教众：年轻的皮条客们挤靠在车窗上推销十五美元的生意。这里有神父：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者穿着一件儿童捧球夹克，衣袖刚刚够得着肘部，拖着脚在移走，一面极为精心地数着人行道上的每一块方砖。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药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灯照射下异彩纷呈。而代替焚香的，我们接受读神的汽车尾气的赐福。
于是，我把尼罗的画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户中的一个窗台上，并且请求他，湖泊的守护神，净化这个曾经毁坏过生灵的是非之地。找摆好了那两截残烛，纪念维奥莱塔和我的父亲。虽然对于他们的魂灵我将永远不能真正地了解。尽管汽车的喇叭声和嘶叫声嘈杂得像一条飞机跑道，身边的人群也熙来攘往，我只管闭上我的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诚心地向EL Nino祈祷，请求他护佑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那片黑沙滩，温暖的海水中盛满了红色的鲷鱼和褐虾；希望他们到达丛林里的家园时，能够发现他们善良的兄长和慈爱的祖母正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回家的路上，喉头一直塞得发痛。当我回到公寓时，我发现唐纳多的名片插在门缝里。“给我打电话。”他写着。
我没有打。
六天后，调升“绑架与敲诈组”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尽管我早已认识那个组的大多数家伙，但第一天早晨还是有点紧张。我要面对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进度表，当然还有全新法律条款需要记忆。
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了“牛栅”的另一侧，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说声“再见”。在新地方还没有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并且用原子笔在那些陈旧的临别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议：“一定要留下备份盘。”
我在C一1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未遂绑架案，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进一家汽车修理厂，勒索赎金。他溜走之后跑到一个邻居家里，邻居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嫌疑犯现在已被拘禁。作为这个新等级里的下层人，我的任务是去找这位邻居——他已经被访问过两次了——确认他的陈述里的某些事实。
劫持发生在第六街，离圣莫尼卡大街的直线距离最短，所以我又一次经过了那个街角。
我的所见使我改变了方向，驶离了行进大军的行列，把车停在了巴士站的中间。
就是这个车站，维奥莱塔乘坐着同一辆公共汽车到西洛杉矶做零工，那天晚上也是从那车上下来，4路。
也许这一路她还在编织，也许她打了一个盹儿——沿途经过了麦克唐纳，花冠书屋，路氏快餐店，深红色的福摩萨咖啡屋，古勒斯的猫咪剧院，费厄法克斯区的犹太烤饼店——但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总是在同一地点上4路车，也总是在同一地点下4路车，从未改变过路程。她不是疯狂争夺的一个部分。她知道她是谁。她已经来到了美国，这就是她的旅程，而它竟然就在这里终结，在一个死亡之路的十字街口，在一帮贼眉鼠目的渣滓的包围中——不适应环境的人、夜无归宿的人、被遗忘的人、让人熟视无睹的人、不健全的人、被剥夺权利的人，受到伤害却得不到帮助的人——在黎明前最寒冷的那个小时里。
我了解了那天夜里的那个时刻，了解了那个十字路口。我相信我已花了大部分的生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周围笼罩着鬼魂，死尸般的冰冷。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维奥莱塔赋予了希望以单纯的魅力，从她降生在丛林里的一个蒲席上的那一天，这个观念就给了她，这是她的天赋权力，就像太阳光每天落在竹叶上一样没有什么深奥的理由，而现在，在一次如此平凡、短暂的事件的光照之下，那个天赋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面前。
我下了车，穿过人行道，走得极慢，为我的醒悟感到惊讶。熙攘的人群消失了，或者至少暂时有更多人此刻正忙于他们的生意，尽管有零垦的过客。走得更近一点我才看到，我在路那边的隐约感觉是对的：“EL Nino de Atocha”的画像依然摆放在那里，不仅如此，窗台上堆放了更多令人吃惊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留下了花，玩具车，蜡烛，和硬币。《圣经》也在，没有动过。没有人会从尼罗身边偷东西。
在凸出的窗台掩蔽的正下方地面上，增加了些别的蜡烛：有我曾经在《勃塔尼卡》中见过的和精灵的画片印在一起的幸运蜡烛；有圣诞节留下来的粗壮的红绿蜡烛；也有杂乱收集起来的，搁放在果汁包装纸盒里或者固定在包着铝箔的扭曲的贴板上的，烧过一半的细枝蜡烛。全都燃着。有人来点燃它们。这时候，我第一次能够感觉到，在我的内心，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一起的，然后，又一起从这微弱的烛光中升起，上升。
我不知道在我返回汽车，拾起无线电话之前，我究竟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是345。你能和587联系上吗？”
敏捷地：“是的，没问题。”
我说出了我的位置：“你能让他立即赶到吗？”
“是紧急情况？”
“不是紧急情况。只是一个奇迹。”
我倚靠着政府公车，直到十分钟以后唐纳多赶来，警灯闪烁，车身横着骤停，巴士站被堵塞了。
他摔开车门，带着一脸的焦急朝我奔跑过来。就在那个新手乔·波西塔鲁，和每一个人面前，我向他伸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