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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性虐待。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一”
“耶酥，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上摆满水晶制的细颈瓶，瓶颈上都套着银色箍带加以固定——威士忌，黑麦酒、杜松子酒。我可以尽量伸展我的腿，但是距离那个搁着电视机，影碟机和CD唱机的落地式支架仍像有几英里远，在它上面，是一排黑色玻璃板把我们和司机隔开。这里有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试管的花瓶里插着一朵黄玫瑰。我们离开路边时，一束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射在一排玻璃器皿上，相互间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几卷剧本稿张开像扇形一样堆在缤纷的地毯上。
“谢谢你来，安娜，亲爱的。”
简娜·玛森，涂着巴黎式的红嘴唇，黑色眼影，头发别成两个髻子，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又迅速抽了回去，扭身转向窗户，眼神显得很忧郁。她穿着一条夺目的粉红色丝质长裤，裤脚镶着白边，上身在夺目的粉红色丝质体恤衫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运动上衣，袖子被拉到小臂上。每只手腕上都套着一只金手镯，脖颈上绕着的珍珠短链上还吊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淡柔的灯光下不容易看得清）。她这副打扮看起来是要去谈什么生意似的，以帕尔姆·斯普润地区人特有的方式。我们坐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就像一件用丁香香囊熏过的内衣。
很容易想象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怎样地掉入这个脂粉团里难以自拔，要伴同玛森小姐参加时髦的募捐晚餐，绕着城兜一圈风。当我看到一大批白领工作者在维尔希尔大街街口等着红绿灯的转换时，我意识到，别人看不到你而你却可以窥探到别人，这通常是我们执行法律的一种方式；而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也能分享这一特权。
这时候简娜·玛森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头依然背向我，声音低沉而忧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在清晨的片刻光阴中／整个世界就要醒来……”
这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和抱怨所关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要容忍愚蠢和暴行，为什么玛格达·斯脱克曼要置身于简娜·玛森和剩余的世界之间，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像我外祖父也会真正被功绩所打动：人的天性。
当大轿车转过街角时，我平衡住身体，听着简娜·玛森的歌声，道地的，毫无暇纰；这一时刻，她的确是个雍容华贵的人。
我们通过一个VIP（要人）出入口驶进世纪城购物中心，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存在。车停在另一辆豪华大轿车背后，那是辆白色的加长车。简娜·玛森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又把一顶浅黄色浅顶软帽扣在她的法式发髻上。
“对不起，我得先办一件事情。”保罗绕过来替我们开门时玛森说。
我走出车门跟在她后面。在电梯上我说：“如果我早知道我们是到这儿来，我一定要把我的加湿器带来。”这句话对她来说当然是莫名其妙。而她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眼神只是注视着我们头顶上宽敞明亮的空间。
电梯刚刚着地停稳，她就窜了出去，就像是一枚灵敏的导弹迂回绕过障碍物，直扑预定的目标。我只好加快我的步伐以跟上她的动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女人穿着高跟鞋行动还如此敏捷。她只顾埋头向前，根本不去注意一路上的情形，就像一枚上升的火箭头拨开雨滴一样，披靡前进。中心城最妙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座开放式的商业城，在城里就像在林荫道上的一样，你可以直接得到日照和向上通风。有露天的食品摊，许多人的货物都是放在一架木制手推车上卖——当然，整个一座城其实是在一个邮区之中，即布洛克斯。
她握住玻璃门上的克铬米把手，把门拉开，走进了底楼的化妆品部。
我猜测她一定是来寻找某个品牌的香水。因为我们在这里绕行了三十秒钟，走过黄铜装饰的柜台，打扮漂亮的售货小姐，顾客，光彩夺目的展示品，异彩纷呈、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妆瓶的摆置，在光亮可鉴的厅柱上反射出来的我们俩的影子——她身上鲜亮的白色和粉红色，我的晦暗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就离开了。她又一次碰着那扇玻璃门，一股异常的热气向我们扑面而来，又立即四处弥散了。我们重新回到路边。
“我想你还没有得到它。”
“没有。”
“如果在布洛克斯都没有的话，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她说，很沮丧地。
我们经过了一个巧克力商店和一个卖快餐的地方，仍然保持着高速度。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的确想谈，但是现在我没有情绪。你呢？”她亲昵的问，好像我们刚过了一次购物狂欢，也许应该喝一杯茶，歇歇脚了。
“实际上，是的，我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你谈。这是我的任务。”
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
“你看过《霹雳情天》吗？”她问。
“还没有。但是我喜欢汤姆·克鲁斯。”
一队人正默默地排着队买电影票，准备看早场。没有再说话。简娜·玛森直接走到人群前面，递给售票员某种会员卡一类的东西，不用付钱就拿了两张票回来，然后我们就换乘另一部电梯到了一个门厅里。
再往前显然是要左转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噢管他呢，”她说，“我们去看汤姆·克鲁斯。”
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真的去了。我们坐在那里吃着爆米花，简娜·玛森和我。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充满了虚张声势，我入迷了，兴奋得发抖。
“‘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简娜·玛森注视着我说，“那是我和斯图尔特·格兰吉尔演的一部戏里面的台词。现在他已经成为他理想中的人了。”
天已经黑了。树上缠绕着一串串发出白光的小灯泡，飘扬在食品商场四周的彩旗制造出一种嘉年华会的气氛。人们坐在杏黄伞下的露天桌子旁，吃着烤肉串和乳酪饼，在这个凉爽的初夏的晚上，夹克衫都扣得紧紧的，店家穿着宽大飘动的白色长褂，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跟她的第一次约会，我感到一股兴奋激动的感情在心中涌动；我喜欢这个人。我想更多地了解她。
“我们去吃点东西。有个地方很不错。”简娜·玛森决定道，我欣然默许，享受这非凡的经历，旁边走着的是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心里怀揣着一种秘密的喜悦，知道我们是要走回VIP出入口，在那里再坐上我们的私家豪华轿车，穿过城市到一处美妙的地方去。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门前停下来，它的霓虹灯广告牌很朴素，毫不张扬，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的绿色桃棚。我们把汤姆·保罗伊留在车里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滑稽的敬礼。这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躺在沙滩上。餐馆里面是个舒适的小酒吧，到处挂满了一簇簇的香提花束，还有一幅巨幅的JFK的挂像。墙上则贴满了电影招贴，和名人、影星们的头部特写，像卢希勒·鲍尔，唐·理克厄斯，艾森豪威尔总统，均在其中，在这群人中，我未能看到简娜·玛森。
一个穿着陈旧的夜小礼服，双肩萎靡的男士迎上来说：“很高兴又见到你，玛森小姐。”然后把我们领进主间。这里面完全被桔红色的灯光所淹没。弧形的窗口凳是桔红色的，一组拖着长长的影子的组合灯所有的灯泡也全是桔红色的。大多数桌子都空着，白色的餐巾叠成花样垂直放在空桌上，看上去就像这个餐馆收集了许多兔子耳朵似的。
我们走过一个展览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载重汽车的模型，还有一个同样双肩萎靡的绅士，三十多岁，同教区牧师合影的照片。我们走过两个老家伙身边，他们正在抱怨在圣安尼他的损失，他们是在和一个金发碧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谈论房地产生意。这些招待员似乎太老，精神太低靡，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著名的主顾，但是接着我便认出了一个演警匪片的男演员，随即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好莱坞影星们的聚集地，全是真家伙。
“我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男人，所以我一直不得不靠自己养活自己。”简娜突然说。
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份开胃的油煎果，实话说，在礼拜五，他们要做得比平日好得多。简娜喝的苦艾酒，我照例喝我的“7UP”，一面欣赏着墙上的小丑画。
“我的第三个丈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