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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四谈骗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三篇谈小骗子的随想。有人怪我多事，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出现几个小骗子，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必让大家知道，丢自己的脸。还有少数几个受了骗的人想起自己在这出丑戏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恼羞成怒，忘记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认为别人揭露骗子就是揭露他们，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更奇怪的是当时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最好还是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里并没有骗子。所以连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没有再写谈骗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过去了五年。是不是骗子们就“自行消亡”了呢？没有。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门上街，可是我也听到这样那样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买过、用过假药假货，甚至接触过一些睁着眼睛说谎、吹牛的人。我不声不响，反正心中有数，我不想捞到什么好处，偶尔遇到骗子也不会吃大亏。
我说过，即使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子。骗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气候。他们出现了，生存了，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还有不少毛病，还有养活骗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应当搞好清洁卫生。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不是一笔勾销，否认他们的存在，而是揭露他们，培养大家识别骗子的能力，不让一个人受骗，必须找到产生他们的原因、土壤和气候，消灭原因，破坏土壤，改变气候，不让骗子在新社会中生存。
骗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食人间烟火”；骗子并非一出现就很“成熟”，他们也是逐渐长成的。供给他们各种养料，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的，就是各样受骗的人。那些人替骗子们创造活动的条件，提供活动的机会，即使后来明白自己上了当，也要保护骗子过关，表示本人“一贯正确”，或者让骗子漏网，大事化小，或者让大家相信新社会万事大吉，不用杞人忧天。那些人从喜欢听好话，发展到喜欢听假话，再发展到喜欢讲假话，这样同骗子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把骗子当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发户变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挖空心思，带头发财，改善生活，提高消费。于是“向钱看”推动一些人向前飞奔。目标既然是发财，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样，只要会动脑筋，手腕灵活，能说会道，就会左右逢源，头衔满身，买卖越做越大，关系越来越多，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着我多说了。
现在不会有人重读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则他会吃惊地发现连骗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变了。他们不再是打着“高干子弟”假招牌活动的小骗子了。他们也不再用假话为个人谋小利，过舒适的生活。他们是人们眼里的“财神爷”。他们中间有的行骗九个省市，诈骗金额百多万元，如上海的黄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骗出资金一千九百多万元，如广东的刘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个县市，共诈骗一亿多元，如福建的杜国桢案。名字多，人多，到处都有，我也无法一一地举出来，而且也不必列举，因为他们招摇过市，有目共睹。他们像老鼠一样，啃我们社会的高楼大厦；他们是一群白蚁，蛀我们国家的梁木支柱。他们散布谎言好像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仿佛倾销廉价商品。一帆风顺，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家丑不怕外扬，受害人也会变做同伙。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场面了。是不是还要让骗子们再来一个大发展呢？不！现在应当向某些人大喝一声：“睁开眼睛”了！
请那些“一贯正确”的人相信并非我对骗子有特殊的兴趣，坦白地说，《四谈骗子》的标题，本来就是《最后谈骗子》，因为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势不两立的时候，不需要我在这里讲空话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答卫××
来信收到，我读了很难过。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到了泉州，在大学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没有想到你还在美国医院治疗，又病到了这样。我有病，小林又忙，无法代笔，因此久未给你去信。我责备自己只顾到我的困难，失去几次跟你们联系的机会，现在突然得到你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整天感到浑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安排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你是你父亲最小的女儿，你活泼爱动，又学到一些本领，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甚至在第一次动手术以后，你还准备回到你父亲熟悉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时，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一九八○年同你见几次面，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来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
你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希望都濒于破灭，四十年一次开花的机会已经“没有可能”，你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还在考虑把争取回来的宝贵时间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个“走”字，这说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后的一刻。你不只要锻炼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这个词组，就说明你有决心坚持到最后一息。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你在讲自己的心愿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话，仿佛你拿了刀把它们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确是在给我指路。我也应该锻炼自己的“耐力”，不让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浪费；我也应当“走”得平静、从容。而心烦意乱，思想集中困难，这说明我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你这番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眶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着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让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东西。
爱，尤其是像你有的那种对祖国、对事业的爱，要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问候你的老父亲，你的病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三年前他回国讲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广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医，那时我患骨折，给拴在病房中牵引架上动弹不得，少同你们联系。行动不便，讲话困难，他一直同你相依为命。他为你的病“落过几回泪”，这情景我想象得到。虽然还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么需要你！你真能撇开他“走得心安理得”吗？但愿你的“耐力”、你们一家人的“耐力”能创造奇迹！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可怕的现实主义
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北京惩处作恶衙内》。原来在上海有三名“强奸、流氓犯”给判了死刑，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于是大家拍手称快，说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当然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它们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小说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