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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2）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西湖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还是在四月。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不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的是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耸，幽静的花园外苏堤斜卧在缎子一样的湖面上。还看见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经常在窗前静坐，也常在阳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来休息的。我的身体好比一只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紧，为了不让弦断，就得让它松一下。我已经没有精力“游山玩水”了，我只好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劳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几次靠着栏杆朝苏堤望去，好像又是在堤上从容闲步。六十年代头几年我来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堤。苏堤曾经给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小说。有时早饭后我和女儿、女婿到苏堤上消磨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站在栏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来回移动。忽然起了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①。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的变化的。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但记下点滴的回忆还是可以的。说出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对西湖的坟墓特别有兴趣。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墓，只是对那几位我所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者的遗迹有感情，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我经常到这些坟前寻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秋瑾的《风雨亭》。她是我们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们忘记了她，她也会通过鲁迅小说中的形象流传万代。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小说中还提到“秋瑾墓”，后来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雨亭也不见了，换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后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对着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着奇迹。现在奇迹出现了，孤山脚下立起了巾帼英雄的塑像，她的遗骨就埋在像旁，她终于在这里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无穷的毅力，她拄着宝剑沉静地望着湖水，她的确给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个时期我寻找过于谦的墓，却找到一个放酱缸的地方。当时正在岳王庙内长期举办“花鸟虫鱼”的展览，大殿上陈列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绿毛龟。我和一位来西湖养病的朋友谈起，我们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张煌言的诗句。苍水先生抗清失败，被捕后给押送杭州，在杭州就义。他写了两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两句把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今天我第若干次来到西湖，“于氏墓”的情况我不清楚，“岳家祠”给人捣毁之后又重新修建起来，不仅坟前石像还是旧日模样，连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长跪在铁栏杆内。大殿内、岳坟前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到了闹市。
看来，岳王坟是要同西子湖长存下去的了。
四月二十八日
思路（1）
一
人到了行路、写字都感到困难的年龄才懂得“老”的意义。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我很后悔以前不曾注意这个问题，总以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忽然发觉自己手脚不灵便、动作迟缓，而且越来越困难，平时不注意，临时想不通，就认为“老化”是突然发生的。
根据我的经验，要是不多动脑筋思考，那么突然发生、突然变化的事情就太多了！可是仔细想想，连千变万化的思想也是沿着一条“思路”前进的，不管它们是飞，是跳，是走。我见过一种人：他们每天换一个立场，每天发一样言论，好像很奇怪，其实我注意观察，认真分析，就发现他们的种种变化也有一条道路。变化快的原因在于有外来的推动力量，例如风，风一吹风车就不能不动。我并不想讽刺别人，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读到吉诃德先生跟风车作战的小说时，另有一种感觉。
我不能不承认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自己在衰老的路上奔跑。其实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到最后松开手，眼睛一闭，就得到舒适的安眠，把地位让给别人。肉体的衰老常常伴随着思想的衰老、精神的衰老。动作迟钝，思想僵化，这样密切配合，可以帮助人顺利地甚至愉快地度过晚年。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同衰老的身体不能适应，更谈不上“密切配合”，因此产生了矛盾。我不能消除矛盾，却反而促成自己跟自己不休止地斗争。我明知这斗争会逼使自己提前接近死亡，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几十年来我一直顺着一条思路往前进。我幼稚，但是真诚；我犯过错误，但是我没有欺骗自己。后来我甘心做了风车，随着风转动，甚至不敢拿起自己的笔。倘使那十年中间我能够像我的妻子萧珊那样撒手而去，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离开了风车，又走上自己的轨道，又顺着思路走去，于是产生了这几年中发表的各种文章，引起了各样的议论。这些文章的读者和评论者不会想到它们都是一个老人每天两三百字地用发僵的手拼凑起来的。我称它们为真话，说它们是“善言”，并非自我吹嘘，虚名对我已经没有用处。说实话，我深爱在我四周勤奋地生活、工作的人们，我深爱在我身后将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年轻的一代，两代以至于无数代那么写一点报告情况的“内参”（内部参考）留给他们吧。
我的这种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来个主动的配合，使你的思想、精神同身体相适应？写字困难就索性不写，行动不便就索性不动。少消耗，多享受，安安静静地度过余年，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