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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那老一套。我制作的三部电影全是关于噩梦的制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松了些，“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你为电视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们希望你沿着成功的轨迹继续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出相同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要在他们手下，你就会永远拘泥于这一套。”
“可我想摆脱出来。”
“但我看不出包贡怎样能使你继续创新。你打算怎样？去弄清包贡这二十几年来究竟在哪儿？像电视剧《寻找沃那多》那样？”
“也许吧。我想搞清楚神秘的包贡———个失踪了二十多年后又突然出现，却是来袭击自己家人的。你不能否认这是个谜。”
“谜？”吉多嘟哝着，“这事儿是有点邪门。”
这时，甲板那头的争吵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又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两个人——穿着短袖衬衣，观察过我们与米丹谈话的人——正在为一张餐桌与小姐发生争吵。他们要求坐靠水边的桌子，那桌子就在我和吉多的旁边。但是服务小姐不肯把这边仅剩的一张桌子给他们，因为这是一张六人桌，已经被人预定了。两人显得极其粗鲁无礼，并用所谓的行政机构的名义来威胁她。
幸好那位小姐没有屈服，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讨厌与多嘴或者爱管闲事的人为邻。两个人怒气冲冲地走了，其中的高个子临走时还推倒了一把铁椅子。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我赶紧把椅子往里挪了挪。
看着他们的背影，吉多骂了一句：“混账！”
我伸出手按住他的手臂，他这才转向我。我问道：“如果我们废掉目前正在制作的见鬼的《堕落的一代》，而是完全换个方向，你猜会怎样？”
“我得提醒你注意‘经费’、‘最后期限’，还有你那位自以为是的制片人的血压。你说结果会怎样？”
“兰娜能把我怎么样？”说完这话，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我早该注意到。“我的合同是要到期了，让他们解雇我好了！我们为这部片子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重复劳动，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可那些无人管教的青少年长大成人之后还是成了街头的恶棍和便民店里的窃贼，甚至成了强奸犯，那又怎样呢？”
“怎样？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所完成的那部分影片的确是些触目惊心的、伟大的、经过深入分析的、甚至很玄妙的东西，玛吉！”
“可我们能做得更好。想想那些杀佩德罗的人和包贡，他们几小时地折磨自己的猎物并置之于死地，却没得到钱，也没得到别的东西。我问你，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吉多咬住下唇，陷入了沉思。
“想想吧，”我对他说，“佩德罗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对手，他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得某些东西，结果势必自讨苦吃。”
“什么苦头？”
“我说不好，但是我有种感觉，也许他知道是谁主使的。”我说，“佩德罗年轻，又有点好色，兜里还揣着一周的薪水。他性格高做，但他并没有走到大街上去狎妓。他去了公园，因为他知道那几经常有一群女孩闲逛——他看到过好多次。他知道她们很穷，都是孩子，毫无头脑，容易上当。也许给她们几个零花钱，她们就会投入他的怀抱。说不定只要几句花言巧语他就能得到战利品呢。佩德罗自以为魅力十足，因为那些女孩竞相邀请他回家。”
我用余光看着吉多，继续说：“我在想，在长达九个多小时的折磨当中，佩德罗什么时候才认识到自己搞错了幕后指使者。”
“嗯……”吉多开始联想了。我知道有一幅幅连贯而完整的画面正通过他的脑海。
“那些女孩不是因为上当受骗而有了孩子，孩子只是她们的诱饵，而待在远处的男孩们则是她们的爪牙。对那群女孩来说，性意味着权力。”
“对，我明白，但阮凯有什么？他们为什么折磨她？”
“她有着包贡自认为属于他的东西。”
吉多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主意：“你想废弃整整一个月的工作？”
“并不是全部。”我啜了一口啤酒，脑子里想着电视台我办公室里的那些盒带的内容。
“圣玛利诺离那个贫民窟十万八千里呢。”吉多提醒我，“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决定？玛吉，你需要最好的东西来填补这中间的空白。”
“我们不必大肆宣扬我们的行动嘛，吉多。”我揉了揉眼睛，望着面露怒色的吉多，“让我们这样试试看：利用新年这个举家欢庆的日子，我们去找阮凯。我们到小西贡，录制下周六的游行。最好我们再飞到旧金山去拍下格兰特大街舞龙的镜头。难道你还看不出，庆祝新年能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的契机。”
“没什么可争论的了，对吗？”吉多闭上嘴，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的海鸥。
“争论什么？”
慢慢地，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又盯住了我：“包贡与麦克·弗林特没有联系，对吧？”
“是，一点关系没有。”
“而佩德罗与他有关。”
我点点头：“佩德罗被杀案由麦克主管。”
“我知道，玛吉。”我没理会他那“万事通”般的沾沾自喜，他继续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做的其实与这部影片或者其他影片甚至与包贡都无关。你只是想独立于麦克，你想充分地表现自己，你觉得该是一鸣惊人的时候了，但我认为你不该为私人问题妨碍工作。”
“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吗？”我吼道。但是无可否认，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这该死的家伙！
气氛有点不对头。我靠在椅子里，望着吉多的侧面。“你想说什么？”语气中充满了挑战。
他好像很吃惊，反问道：“什么？”
“发泄出来吧，吉多。”我放下酒杯，“免得你整天都郁郁寡欢，如果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或者伤害了你，那么你就直言不讳他说出来。”
“没什么。”又是一个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
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海鸥。
“吉多？”
终于，他望着我，双目含情：“我们做了多久的朋友了？”
“很久。”
“好朋友？”
“你对我就像兄长。”
“我们是一家人了？”他问。
“甚至更亲。”
“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玛吉！”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现在一定还没察觉。”
“你没事吧，玛吉？我是说你的身体。”
“我整天与你在一起，吉多。如果我有事，你怎么不知道？”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满脸怒气，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带着指责的口吻，他说：“你母亲星期天早上来的，现在应该还在你家吧？”
“妈妈的来访对我们来说太好了。你母亲不也飞来陪你了吗？”
吉多整个人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我显然伤害了他，是我对他的忽略伤害了他，因为我故意把话说得像两家人。
他又开了口：“是四频道新闻台的莱姆·法林顿周六晚在西奈医院追踪一起汽车肇事后逃逸的线索，他看见麦克把你送进了急诊室。”
“所以他马上给你打了电话，告诉你这条头条新闻？”
“他很为你担心。他说看见了好多血，还听见你在哭喊。”
“他是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说。
“真的有事吗？玛吉？”吉多打断了我。
我啜了一口啤酒，却哽咽着几乎吞不下去。吉多伸过手来抓住我的手，我却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时我丧失了镇静，感情就会如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星期六傍晚时分，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分成了两半：了解内情的和不了解内情的。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他们是麦克、孩子们以及我的父母。
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咽下那口酒。我的目光越过吉多的肩头，说道：“我们忘了要米丹的签名，得回去一趟。”
“玛吉？”
“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拍一点他的小屋作为背景。”我迅速站起来，“你准备好了吗？”
“既然你已经好了……”吉多不再看我，我想他是忍着才没哭出来。他把钱扔在桌上，站起身来帮我把椅子拉开，就像我突然问变得娇贵起来，需要人帮助似的。
米丹已经离开了我们一起吃饭的地方，我很庆幸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其实根本不想再见到他。也许以后想见也说不定，但绝不是这会儿。
我们顺着自行车道往回走。一路上，我和吉多闲扯着些不相干的事情：什么数字胶片的质量啦，剪辑时把35毫米胶片和VHS录像带混用其实很容易啦等等。这些内容表明了我们之间的疏远。不管现在我俩之间距离多近，吉多都无法插手我和麦克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我们几乎是与污水道并行的。这时，我突然看到了那张曾作为米丹家的门的百威广告牌在河里飘荡。和它连在一起的还有硬纸板、蓖麻树的大叶子等等那些曾作为他家的墙啊、房基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翻卷着流入了大海。
我心中一惊：米丹所谓的“家”就这样消失了。
2
米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曾以河岸为家的惟一证据是一小圈被熏黑了的岩石，那是他曾经生火的地方。我在这地方转了好几圈，想找到点什么能为他的去向提供线索的东西。但是，放眼望去，除了一滩碎石岩屑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再见了，神秘先生。开始我们的A计划吧！”吉多有点趾高气扬，仿佛他已经胜了一局，“《孩子杀手》，由玛吉·麦戈温导演。”
我举手示意这轮我认了，其实心里头压根没认输。我朝站在河岸上头的吉多走去，心里想的是：对我而言，包贡才是A计划，不管有没有米丹。我会追查下去的，我会拍出一部更精彩的纪录片。这部片子，以在美国的越南人为主角。
米丹告诉我们的故事并不完整，有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漏掉了；但实际上，这些部分我已经略有所知。我没把这些告诉吉多，而且不到时机成熟时也不打算告诉我的上司兰娜·霍华德。
没有哪个导演在选材时是完全客观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与单纯的个人兴趣之间还是应该有界限的。为了寻找包贡，我已经有些超越界线了。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保证这一切在既不丢面子、又不失职业信誉的前提下进行。我必须尽快弄清楚阮凯到底要干什么。
我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们和兰娜有个会，最好马上返回电视台去。”
吉多开车，沿着渐渐进入车流高峰的405号公路——常常拥挤不堪的圣地亚哥高速公路行进。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奔忙，要想生活在好环境中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想。
在洛杉矾警署干了25年的麦克·弗林特急切地想离开这座城市，甚至于离开任何城市。而我只是受不了洛杉矶和它的高速公路罢了。
我们到达位于伯班克的电视台时已经迟到了。我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是想介绍兰娜和阿洛·德尔加多认识。阿洛是一个擅长找人和搜集秘密信息的私家侦探，而且有执照。
我们匆匆忙忙地上楼，路过办公室前厅时顺便取了电影图书馆为我们剪辑好的一盘盒带。这里面的东西统统是从去年一年的头条电视新闻中剪辑出来的。我要这些是想把它作为影片某些部分的背景材料，并想让吉多和兰娜抽时间看看。
“你会讨厌这些东西的。”我一边说，一边把盒带递给吉多。他只是哼了一声。
我还从芬吉——我的红头发的助手那儿拿到了一堆留言，其中大多数与工作有关但并不紧急，可以留着过后再处理。还有五个备忘录，我得看看：女儿要钱买新舞鞋；麦克·弗林特要工作到很晚；妈妈——永远充满精力的人，与一位老校友去了植物园，两个人还要共进午餐；我的前夫斯科蒂留下一个呼机号；最后一个是父亲的。
爸爸从来不会仅仅为了问候我一声而在工作时间打电话来的。而且，那天早上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我拨通了他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电话，想知道他目前情况如何。
今年五月份，我们就将为爸爸庆祝他的72岁生日了。妈妈年轻他几岁，两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伯克利那所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总的来说他们都很健康，身体还算硬朗。即便这样，突如其来的电话还是令我有点紧张。而且，我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