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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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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吃到第二块点心就把吃第一块时的警惕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客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

  因为我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后来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在家里剪了辫子。那天陈师傅面对他的几个光头弟子,怔了好大一阵,最后对毓崇冷笑一声,说道:“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顶不喜欢庄士敦的,是内务府的人们。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优待条件规定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口中,知道了里面有鬼。有一次内务府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我想起了庄士敦的话,内务府拿出去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据庄士敦说,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果然他们说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结果是内务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们拿庄士敦没有办法,因为他既是清室的保镖,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我的前半生六 结婚






六 结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年龄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地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婚事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剩下的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桃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满不睬这一套,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人了冷宫。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一切事务,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素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钦定”一下。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十二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答应了他们。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发生了直奉战争,婚礼拖下来了,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只得举行。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生怕他对婚礼排场横加干涉,但是事情的结果,黎元洪政府答应给的支持,出乎意料的好;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还主动送来特派官兵担任警卫的计划。其中计开: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

  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

  奋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

  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

  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

  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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