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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计算机，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卖掉我的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换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待在医院里等待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的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马上会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的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可能你决心让警方发出对我的通缉令，所以我自作主张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这是因为我在信中流露出傲慢的语气，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于是他们就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的确切的车牌号。这就会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激活的当前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Ｋ。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查明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候，他们清除病毒时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了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Ｋ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Ｋ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暂停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Ｋ。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座摩天大厦转角处。我身上的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只带键盘的小小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行人一半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远的地方驶来一辆新型的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那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押送车不久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口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该文件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关感可言，但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我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发现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Ｋ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所有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Ｋ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式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一间客房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投资，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随着我的智商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慧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调动人的身体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甚至我的左右手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所有的公共显示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是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Ｋ，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位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位妇女披了一件似乎华丽的披风，可是与真格的披风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的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游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每周我都获得通常需要数年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因素的水平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止物理学家看到无数学科间的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上被忽视的领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够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点，但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许多定制的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我在写一首长诗。完成一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同时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时，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组合。
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一名疯子杀人犯的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在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明天将举行康妮一案的预备听证会。他们会确保她获得保释，必要时通过一个保人，从而给我机会与她接触。然后，他们就会在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便衣，守株待兔。
我开始在荧光屏上编辑第一个图像。这些数字照片远不能与全息图像相比，但能满足我的需要。照片是昨天拍摄的，显示康妮居住的公寓的外观、楼房正对着的大街、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移动鼠标，在图像上的某些地方画上几个小小的十字细线：楼房斜对面的一扇窗户，没有灯光，但窗帘却是敞开的；离楼房后面两个街区远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
我一共标出六个位置。这些地点就是昨天晚上康妮回家时他们埋伏的地点。他们有我在医院期间拍摄的录像，知道如何在来往的男人或者模糊不清的行人中间寻找我：就是那个中等步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人。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需拉长步伐，头略微上下移动。减少手臂的动作，再加上一身奇装异服，便足以使我瞒过他们的眼睛穿过那个地区。
我在一张照片的底部输入特工们用以联络的无线电台频率以及一个分析他们使用的不规则加密算法的方程式。制作完成后，我将这些图像发送给中央情报局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弦外之音：除非他的便衣撤走，否则我就要他们的命。
要使中央情报局撤销对康妮的起诉，要一劳永逸地遏制他们对我的干扰，我还得做更多的工作。
我又识别出了一种模式，但这一次与理论无关，完全是平淡无奇的繁杂世事。数以千页的报告、备忘录、来往信件；每一页都是一幅点彩画中的一个彩色小点。我从这幅全景画前倒退一步，注视线条和边缘出现，产生图形。我浏览了数以兆计的信息，这些信息仅占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所有记载的极少部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