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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一身衣服脏的，赶紧换换衣服走吧！”
“换啥衣服，以前泥里水里地滚，现在也是整天在农村，谁不知道，脏点脏点吧！”白刚说啥也不换，仍然穿一身脏衣服走了。
坐到车里，白刚才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白刚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
白刚觉得我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而且身处重位，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自己虽然年龄大了几岁，可是没有地位的人，年龄大算个啥，只说明是老没出息，他向来也不敢倚老卖老。他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
“不！不！”白刚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他，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白刚一看对方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态度又十分真诚，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不过仍然叫不出小杨子来，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徐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杨秘书欠了欠身，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徐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他都没法再问了。白刚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没话找话也可以说个热热闹闹，只好沉默了。
白刚的单位在市东边的郊区农村里，省委和省委领导的宿舍都在城市西头。这一趟要横穿市区，而且已接近中午下班的交通高峰，所以走了很长时间。车里虽然安安静静，白刚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一个劲儿地翻腾，颇不平静。突然派车来接我，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干什么呢？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徐书记的家里。这里是挤挤喳喳的城市中一个十分宽敞空旷的大院，里面是一栋栋别墅式小楼。楼与楼离得很远，中间是绿地和农家式的小院。一栋小楼从中间分开住着两家。从那密密麻麻的窗户上可以看出一家竟有那么多房子，住得是那么宽敞，他简直不敢想象。这是70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盖起来的，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很穷很落后，但这宿舍却盖得非常先进，一点也不落后。
白刚十分惊奇，哇！省级领导住这么好的房子啊！是啊！他一生哪见过这么好的房子。50年代进城以后他倒是在省里工作，但那时不管大小干部都是住的旧房，条件很差。以后他又到了荒凉的海边去劳改，接着又是长期在农村改造。只上访到过城市，接待他们的又多是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看着这高贵的住宅，好像省级领导在他眼里也高大起来，更显得自己卑微渺小了。
一进入那个宽敞的大客厅，徐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白刚同志？坐坐。”
许多年来白刚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近两年来开会时倒是见过省委书记们（那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若干人，没有副书记），但那是当着不少人，也不是和自己单独谈事情。像今天这样单独和省委书记见面似乎又是谈什么重要事情，这可是第一次，他心中充满了惶惑，所以非常拘束。虽然书记手指沙发一个劲儿让他坐，但他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因为书记还在立着，他怎么能坐下呢！
他急切地想知道找他干什么，等待书记说话。一般情况下领导找下级谈工作也是进屋就说事儿不必落座的，可是书记却执意让他坐他也就只好坐下了。等他坐下书记又给他倒了一杯茶，书记自己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书记。”
“我？任省委书记？”书记的话白刚当然是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书记。”
“我能行吗？”白刚有些惶惑地说。徐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检查一个字不写，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的要点和对你的检举信，省委几个领导都看过”白刚莫名其妙：“检举信？检举我什么？”
“检举你攻击党的政策，反党啊！”徐书记笑了笑又接着说，“历史也真会开玩笑，二十多年前反右时著名的花岗岩脑袋的臭名声，前二年对你的揭发检举，现在都成了对你褒奖的证词。省委讨论时，大家都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选。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4）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白刚仍然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徐书记说，“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几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这次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白刚仍然有些惶惑，觉得我到省委能干什么呢？
“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也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可以考虑考虑，最后把意见告诉我。”
白刚还想谈谈什么时候上班等等问题，但他看书记看了看表，他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了。为什么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找人开座谈会，在全所所有干部中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工作组也找白刚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从他怎样打成右派，在劳教所在农村改造情况，一直到对他的课题研究的思路都谈了。白刚还以为这些人都是为考察他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因为他对当不当领导都无所谓，所以毫无顾虑，问到什么都是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因为都是亲身体验，掌握很多资料，所以说得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就像朋友间聊大天一样，半天主要是他谈了，看来听的人很有兴趣。他对这事没往深里想也就过去了。二十多年不在机关，他也不知道这个党委书记该由哪里考察，只觉得又是中科院又是省委来来回回考察，最后还有中组部，值得费这么大劲吗？
中组部找白刚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二十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所以白刚调省委的事他本人和研究所领导都根本没想到。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已经是大大破格了，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曾几何时白刚还是个臭不可闻的人，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在劳教所改造十多年又押回农村“群众专政”。右派问题平反以后，原单位不要，让县里就地安排，白刚要求在县里当个一般干部或中学教员，县里却因他工资高发不起工资不予收留。原机关无可奈何收留以后，连个办公桌也不给他，想找领导谈谈根本不理睬。
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年后却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不用说一般人吃惊，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就是他自己也十分惊诧，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事是真的吗？只听说不少人削尖了脑袋去钻营，跑官买官，升官儿哪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多年劳改和被专政的人，自己预先一点不知道就成了省委领导？这是为把小说写得惊奇瞎编吧！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种事？不，这确是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要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1983年的机构改革说起。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机构改革。改革已成了新时代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机构改革人们现在也听得多了，但是有些机构改革走了过场，穿新鞋走老路，说是要精简，结果是改革不久却越发膨胀。说是用人唯贤，往往是跑关系走后门，吃喝送礼，甚至是行贿买官。所以有些人对有些改革已不以为意。
不过1982年1983年的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解决机构臃肿除了减少层次、减少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以外，主要是大大减少领导职数，以前省级书记、常委几十人，现在书记常委加起来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书记还少。年轻化说的是年龄，更是硬碰硬来不得虚假。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后，不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四五十岁的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年龄越活越小吗？不过那终究是少数而且也只能混小个一两岁吧，还能缩回去更多吗？所以年龄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个硬杠杠。
当时规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都是六十岁以下，地市厅局干部还能太大了吗？而且省级班子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厅局要求更年轻一些。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很简单，老了该下就下嘛！还有啥说的？可是那时省地市县三级班子的年龄，几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书记，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人搀扶，一出门还得由专人给提着尿壶，仍然说自己能坚持工作。说我靠边站十几年，刚恢复工作椅子还没坐热就又不让我干了？就是想不通。
当时需要下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不仅许多老的要下来，还有不少年轻的也要下来。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到高级领导机关，人也可能不错，但缺乏工作经验，文化较低。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要调整工作。各机构都要精简，中央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还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说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万人。涉及这么多人退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当然是一场大革命。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5）
要下的许多人终究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居多，他们都是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多年，讲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势，工作还是可以做下来的。最难的还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两化。这两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说大学学历的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看来这两化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那时知识分子多年都处于被打击被排斥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沦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称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识分子干部四十万人，但担任处级职务的不足两千人，不用说担任更高职务了。
知识分子不仅不予重用，而且历次运动都是打击的重点。50年代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十几万人，反右运动就打了三万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万多知识分子陷入冤假错案。再加上虽没有被卷入冤假错案但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问题而被怀疑被排斥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
由于知识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压抑，不仅很难进入领导层，就是担任了中层领导职务的，也是一直被告诫“要夹着尾巴做人”，只能是循规蹈矩，看领导眼色行事，难有作为。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说过：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