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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让我失望。那个时代没有疏漏。那帮人，我的爷爷奶奶姑姑爸爸以及他们的座上嘉宾，每一个人，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人民公正的审判。
那时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秋天了。我的爷爷奶奶首先因为从事艺术工作，顺理成章的变成两棵大毒草被打倒，之后因为是从法国那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又被定罪为资本主义大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复辟分子，埋在人民内部的定时炸弹等等。总之干校都没去，直接关进了牛棚。甚至我父亲的名字，也成为一条罪证，成为证明我的爷爷明里拥护革命拥护党暗里搞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证据，因为有人挖出了我父亲的乳名安吉罗。安吉罗，听听，多么资产阶级的名字啊，隐匿在“程反右”这个又红又专的大名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的爷爷因此罪加一等，虽然这个乳名是我的姑姑取的。我的那时年仅九岁的父亲便作为一个打出生起就被寄予反革命厚望的狗崽子给一并关进牛棚里。还有我的姑姑。
噩梦从此开始。一切都被颠覆。
最先出事的是我的姑姑。我的心高气傲聪明绝顶美丽绝伦的姑姑，在关进牛棚的第三天，被押到她学校革委会主任办公室交待情况，因为态度不好，拒不认罪，被校革委会主任两个革委会副主任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轮番修正数次。当晚，羞愤自尽。
我的爷爷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随后自尽。我的奶奶受不了如此彻底的绝望，紧随其后。用当时的说法是程家三口人纷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罪不容恕，永无翻身之日。
接二连三的死亡，不过是两天之内。长不过四十八小时。
大人们都死了，年仅九岁的我的父亲，实在没什么值得费心思批斗的，搞不好还会激起革命同志们的共产主义同情心，就给放出牛棚，顶着狗崽子安吉罗的帽子，餐风露宿，四处流浪，任其自生自灭。半年后，被在郊区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表姑接去，也就是我前面提到后面还要提到的我的那个姑婆，免去了我父亲冻毙街头或成为以暴制暴的小流氓的可能。
后来，我父亲的表姑也就是我的姑婆被平反，回到城里，落实政策。我的含恨而死的爷爷奶奶也先后被平反，落实政策。我姑姑的死因为牵涉到太多死无对证的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一托再托，悬而未果。我父亲一直生活在他的表姑也就是我的姑婆身边，准备参加高考。
那时，已经是一九七六年春天。
十年岁月，荏苒而过。逝者如斯，随波而没。多少人的悲欢血泪，都只是个人的悲欢血泪，四人帮打倒了，随后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还有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个人的命运又怎能主宰或左右或影响或阻碍历史的进程。一个国家的成长，两个时代的更迭，几条道路的选择与比较，总会有几个牺牲者，总要有几个牺牲者，去铺垫，去纪录，去无言的证明与倾诉。
我们家的这些事，融入到整个中国那一段的历史，融入到那个逝去的年代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轻渺如沫。
没有人会记得。
记得的也只是我这个活着的仅存的后人罢了。
想必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赘述。
所以，我省略了后来那十年中的种种。
我父亲的表姑也就是我的姑婆是我爷爷的表姐，他们的长辈是怎样的亲戚关系我从来就不知道，原因是我母亲搞不清楚，我父亲当初跟她痛说革命家史的时候，她就听得一脑袋浆糊，怕我父亲怪她笨，始终没敢问，结果，那段血缘如同你喝到一杯咸的水，你只知道那杯水是咸的，却不知道那杯水是给人放了盐还是压根就是一杯海水。总之我的姑婆的的确确是我爷爷的表姐没错。
我的姑婆和我爷爷原本是一样的出身，都是世代书香门弟，到了他们那一辈，我爷爷家依然是当地大户，处处受到重视和尊敬，我姑婆的家族却败落了。我姑婆的母亲是酒馆小老板的女儿，当初嫁过来时，族里长辈极力反对，说是跟小商人联姻，有辱门楣，我姑婆的父亲颇叛逆，僵持半年，硬是把我姑婆的母亲娶进门。后来时局不稳，家道中落，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姑婆的母亲见一大家子死要面子的穷酸文人只知念叨什么君子固穷，谁也想不出一个把米缸里的米变多一些的办法，心里一急，抢过老太太手里的钥匙，主动当起了那个破家。什么砍掉院里的百年老树当柴烧，将几个屋里的人凑到里院蜗居出租外院，把所有男人赶出去做工，能干不能干爱干不干不管干什么月底都必须交出钱来，就像现在企业里定的生产指标一样，完不成要罚的。分配所有女眷上下齐动手给人拆洗缝补做女红，请假一天偷懒一次扣当月草纸月经棉花一沓。总之能想到的赚钱糊口之道全想到了，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我姑婆自小在这样的母亲熏陶下健康成长，可想而知会生成怎样的性情。
现在的人一提起精明，小业主，就会联想到小市民，庸俗，很是看不起。可是精明的小市民，或是庸俗的小业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比上大大不足，比下稍稍有余，过得比大多数人民好一点点。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不易，懂得怎样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收获，他们贪小便宜，但未泯灭良心，他们省吃俭用，但并非吝啬，他们只想让自己和家人在这个弱肉强食朝不保夕的世道里生活得好一些，多一分安全感。
我的姑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她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长到十六岁，已经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给戏园子缝戏服的时候爱上了那个戏园子老板，我姑婆的母亲想反正自己家也实在没什么好矜持的了，不如就嫁个戏园子老板又怎样，横竖有口温饱，于是做主把我姑婆嫁了。我爷爷家里当时听说了这件事，愈发觉得两家从今以后再不能往来，娶个小商人的女儿也就罢了，让个小商人的女儿当家也就罢了，到最后竟然还招了一个下九流的姑爷，简直岂有此理，祖宗的脸都给她们丢尽了。从此两家断绝关系。
各过各的日子。
到我父亲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狗崽子时，我的姑婆那时已经守寡多年，没有一儿半女，是一个无依无靠没有收入的半老女人。原先也是有工作的。解放后，我姑婆的丈夫的戏园子充公，变成那座城市的京剧团，我姑婆的丈夫被人民委任为京剧团副团长。我姑婆满以为这下可以过一过安稳舒心的日子了，谁知道老公刚当了两天京剧团副团长，就得急病死掉了。国家照顾我姑婆，把她安排到京剧团管理戏服。这倒是我姑婆从小做熟的。文革开始，大街上到处装了高音大喇叭，彻夜放着革命样板戏，京剧团关门，那些三皇五帝花团锦簇的戏服作为四旧一把火烧个精光。我的姑婆失业了。可生活总还得继续，人总还得吃饭，我的姑婆被逼无奈，当上了灵婆，就是那种有人死了，跑去给活人指点该如何烧纸如何摆灵堂如何哭丧如何下葬时不时的也帮忙哭上几句头七五七还帮有需要的活人招死人的魂的营生。这是很封建迷信的行为，属于遗风陋俗，现在在很多地方仍很猖獗，不过民政局不是很管。那年头就不行了，在那个年头，干这营生属于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死了人的人家不敢名目张胆，作为灵婆的我的姑婆也做得提心吊胆。只是除此再没别的活招了，那时候大家又都很穷，就算舍了脸去讨饭也讨不到，我的姑婆既然不想饿死，就只能做灵婆。后来我姑婆的丈夫被揪出来打倒，险些要掘坟鞭尸，我姑婆作为遗孀，自然不能放过，给撵到郊区农场喂猪。在农场里，周围仍不时死个把人，我姑婆发扬革命互助精神，无论如何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私底下仍兼职做灵婆，房里水缸底下的米日益充盈。再后来我姑婆无意中听说我爷爷奶奶姑姑的死，虽说多年来两家已没有丝毫往来，更无亲情可言，可我姑婆是一个除却精明外还很善良的女人，于是多方查找，半年后寻获，将我父亲偷偷带回农场收留。从此，我姑婆愈加努力的做灵婆，挣米挣鸡蛋挣菜籽油，存够了再换钱，让我父亲吃饱穿暖。
往事（二）
一九七六年春风掠过大地的时候，我们家死去的人都被平了反，我姑姑的死因虽无定案，但政策也给落实了。我姑婆的丈夫和我的姑婆也已平反。姑侄俩一起回到城里。我姑婆跟我父亲住在返还的我爷爷家的房子里，把自己的房子偷偷租给一对返城知青夫妇。那时出租空房这种事简直够得上匪夷所思，给人知道弄不好就会借文革余风再挨一次批斗，由此可见我姑婆这个人实在精明厉害。她每月在京剧团领一份退休金，团里念她年老无依，每个季度还会贴补她一些困难补助抚恤金等数目不算很多的钱。我爷爷奶奶姑姑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我父亲也系数交到她手里，那是一笔在当时来讲很可观的钱。我姑婆手里何曾有过这么多钱，不知所措好一阵子，然后四处藏妥，精打细算过日子。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父亲如愿考上大学。一九八一年本科毕业后又念了三年研究生。
我父亲念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的母亲。他们两人的学校离得很近，时不时会搞一些联欢活动，我母亲主修钢琴，兼修声乐，品貌一流，但凡有此类活动必有她的倩影，但凡出现必成为少男杀手。我父亲也未能免俗，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我母亲，然后四处求人介绍，相识，相爱。
我母亲家的状况跟我父亲有几分相似。我外婆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看英文原版小说，弹一手好钢琴，还会竖琴，解放前有两个保姆侍候，是一条专门压榨劳苦大众的寄生虫。所不同的是，我外婆是一条很聪明的虫子，在时代即将变迁的时候，知道藏在一棵什么样的树里相对安全，所以我外婆嫁了比自己大许多岁的我的外公，我的扛过枪渡过江打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外公，根红苗正身居高位的我的外公。这使我外婆在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前七年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可惜，到了文革最后三年，我外公终于也给打倒了。失去了保护伞的我的外婆，很快就死在凄风苦雨的牛棚里。我外公倒是熬过了文革，但年事已高，早年打仗时落下的病已入膏盲，几年的牢狱生涯更是催枯促朽，他的身体彻底垮掉，在我母亲大二的时候，油尽灯枯，死于病榻。这也是我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最终选择了我父亲的原因，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我父亲带我母亲回家时，怎样也没想到我姑婆会极力反对他们结合。
我姑婆的理由是，我父亲是个孤儿，我母亲也是个孤儿，俩人命都硬，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我父亲属鸡，我母亲属猴，属相相克，我母亲又比我父亲大一岁，俗语道女大一，哭涕涕，在一起更不会有好结果。最后给俩人批生辰八字，八字更是不合，还是不会有好结果。总之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不会有好结果。
我父亲自然不信那一套，竭力劝说，未果。我姑婆始终坚信那一套，竭力劝说，未果。最后我姑婆摊牌，说既然你执意要娶这妮子做老婆，我也不好多做阻挠，该说的我反正已说了，日后有什么事你也怪不得我。这房子是你家的，你娶媳妇自然要住这里，我回我自己家去。我父亲不允，跪求良久，我姑婆终于答应仍住在我爷爷留下来的房子里，我父亲和我母亲去我姑婆的房子住。存在我姑婆手里的我爷爷奶奶姑姑落实政策的那笔钱我父亲也坚决送给了我的姑婆养老。
我姑婆虽然反对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婚事，但他们结婚那天她还是去了，做为男女双方唯一的亲属和长辈接受鞠躬敬礼和新媳妇茶，还给了我母亲一个大红包。
后来就到了一九八七年春天，那时我母亲已怀了我，我睡在我母亲的子宫里慢慢成形。五月十二日，我父亲下班回家，因为要抄近道，拐进一条小胡同里的一所小学校，穿过操场，贴着那所小学校唯一一座二层红砖教学楼楼根儿走。春天风大，二楼一间教室的窗户忽然被风吹开，撞上墙壁，玻璃碎裂。我父亲刚好就在那间教室下面。碎玻璃垂直向我父亲砸落。我父亲听到声音，本能的抬头，慌乱中侧头欲避，就那样一偏头，一片碎玻璃落在我父亲耳后，划破颈动脉，血喷三尺，没到医院就死了。
生命就是这样脆弱。
一个偶然，一块碎屑，都会成为旦夕之祸，从天而降，改变一切，打碎一切。
我父亲下葬那天，我姑婆来到我家，看到肚子尚未凸起的我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