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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说，凡事争第一的人，他们都有强烈的进取心，永远不甘心落人后，处处都要求自己领先别人一步；还有，凡事争第一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总之，这种人全身都是优点。
黄坚在社会上漂泊浪荡了几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其中也不乏凡事争第一的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接触，黄坚发现，这些凡事争第一的人，与书上讲得那些人差别非常大。于是，黄坚就对书上讲得那些凡事争第一的人产生了怀疑，认为书上夸大了这种人某一方面的优点。黄坚见过的凡事争第一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有以下几方面的缺点：
一、凡事争第一的人绝大部分都比较自私；凡事争第一的人凡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有的人甚至喊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口号。
二、凡事争第一的人，心胸都比较狭隘，妒忌心强，容不下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人。
三、凡事争第一的人感觉到有人威胁到他第一的位置时，很多时候，他们不是靠努力奋斗来提高自己，以确保他第一的位置，而是使阴招搞垮别人。
对这种凡事争第一的人，黄坚恨得是咬牙切齿，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因为他发现这种人其实活得很累，活得一点都不潇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防身边的人，防止别人超过自己。
生产部的主管之一——苏德灿就是个凡事争第一的人。他比撒切尔夫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常慷慨激昂地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即使是放屁，也要放得比别人响亮。而且，这个凡事争第一的苏德灿还非常狂妄，在他眼里，没有孔子，也没有孟子，至于什么韩非子他更不会放在眼里。他眼里就只有“老子”，他相信老子天下第一。
凡事争第一的人，如果他只是普通一兵，他就只要求自己比别人强，他也只能如此。但如果他是领导，那么他就会要求他所领导的那个团体也要跟着他争第一。苏德灿正是这样，他要求他所带的班组的产量，必须比别的班组高，哪怕是只多一个产品。
为了他的班组的产量能拿到全车间的第一，苏德灿擅自缩短了员工的吃饭和上厕所时间。公司规定，员工吃一餐饭是半个小时，苏德灿把这时间缩短了一半。公司又规定：员工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可以上两次厕所，每次8分钟，苏德灿个人规定，他的员工每次上厕所不得超过5分钟。这些他的下属都忍了，让他们忍无可忍但最终还是忍了的事是：苏德灿只看结果，不管过程。如果他带领的那个班组的产量在全车间不是第一，哪怕是因为缺料才导致不是第一，他都会把他们狠狠的训一顿。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的话，轻者他会破口大骂，重者就要求他们写检讨，甚至罚款。所以，他手下的人都叫苦连天，暗地里骂他变态。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苏德灿还真有点变态，原来在他上中学时，遭遇了一件对他打击非常大的事情。上中学时，由于他家离学校很远，而学校又没有宿舍，他就在学校旁边的一户人家租了一间屋住下，房东是个刚死了老公的少妇。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张嘴不见牙齿的深夜。如狼似虎的女房东把含苞欲放的他给糟蹋了。那是他的初夜，从此，他就性情大变，看谁都不顺眼，脸上永远都是一副在火葬场与亲人的遗体告别时的神情。
在苏德灿的高压下，广大的员工是废寝忘食，疲于奔命。黄坚觉得，这样迟早会出事，果然……
这天上班，黄坚刚到办公室，就听到早到的同事说，苏德灿手下的一位女员工，昨晚因机器维修耽搁了两个小时，达不到苏德灿规定的产量目标。为了赶产量，她把双动开关用胶布缠住一个，变成单动开关，这样可以提高速度。的确，这样速度是提高了，但她付出的代价是右手食指被机器压碎。听到这消息，黄坚坐在办公桌前，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让他想到了从前的他……
当年黄坚从工地出来，在一家名叫环球电子厂的外资企业做了两年的开机员工。在那两年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提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他基本上都亲身经历了。
为了维护公司的良好形象，展现员工的精神风貌，环球公司规定，员工上班都必须穿工衣、工裤、还有工鞋。上班穿工作服本无可厚非，这点黄坚非常赞同，尤其是女员工，更该穿工作服。如果厂里敢让她们穿便衣，她们就敢穿那种很露的服装来，这样的话，黄坚别说没心情上班，可能还会“流血牺牲”——流鼻血牺牲。但穿工作服让人受不了的是，工作服的布料相当差劲，连裹尸布都不如。天气稍微干燥一点，衣服就会产生静电，紧紧地贴在身上，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穿工鞋简直就是对员工身体的摧残，那鞋的外形跟在我国流行了上千年的小脚老太婆穿的布鞋一般无二。黄坚记得小时候，他们一群小孩子看到那小脚老太婆穿一双布鞋走路颤巍巍的样子，他们就会在她的身后大喊：“老婆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了” 。没想到现在他也要穿这种小鞋，而且，这种小鞋比老太婆穿的布鞋还差劲百倍。不管怎么说，老太婆穿的布鞋虽然难看，但它透气，还吸汗，而这工鞋是劣质橡胶做的，市场价125万秘鲁币一双（人民币1元相当于25万元秘鲁币）。这种橡胶鞋不透气，不吸汗，穿了脚臭得要命。脱鞋时非找个通风良好的地方不可，不然会沼气中毒。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好，更要命的是，穿这种鞋要烂脚，尤其是几个脚趾之间，烂得就像尸体腐烂，让人惨不忍睹。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说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他们要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帮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型国家。但最终的结果表明，这些全他妈是鬼话。
人在干伤天害理的事时，都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环球公司要它的员工穿这种鞋的理由是：“为保持生产车间地面整洁、空气中少尘，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保证员工上下楼梯的安全。”事实证明，这理由跟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一样，全他妈是鬼话。而且，这理由还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产品是由员工的脚做出来的，不然穿工鞋怎么会提高产品质量？
想说爱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我爱你”三个字并不是人人都有勇气说出口，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撕心裂肺地唱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在环球公司，说“我要上厕所”比说“我爱你”更让人难以启齿。不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实在是机会有限，另外也不敢轻易开口，上班十二个小时就只有两次上厕所机会，每次5分钟。这10分钟的时间可谓弥足珍贵，轻易根本不敢用掉，不能有尿意就去上厕所。你要忍，忍到身体的某个方面都快受不了了，才敢拿厂牌去拉长大人那里换一张离岗证，然后小心翼翼的走到厕所（为什么不跑？你去问孕妇就知道了），痛快淋漓的释放掉那沉重的负担。可能是因为憋得太久的原故吧，身体的那个方面都憋出了问题，每次上厕所，黄坚都有还有尿意却尿不出的感觉，这种你有心它无意的感觉让人非常不爽，“哎呀！不好。难道是肾亏？”想到这，黄坚惊出一身冷汗。这可是男人的致命伤啊！有一句话不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亏不能肾亏。”于是，黄坚心中酝酿着要打一场“肾”战，并且必须是胜战。一定要让自己强“肾”起来，因为对男人而言，好肾才有好人生。
再者，为了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好员工，这场“肾”战也是非打不可。因为，在环球做事，没有工作经验、没学历、甚至没脑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肾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假如你一旦肾亏你的忍耐力就不强，你就要老是去上厕所，这样肯定会影响生产，影响生产是公司所最不能容忍的。还有，离岗证也并不是那么好拿的，拿离岗证的难度不亚于还没拿结婚证的男女就想拿准生证。一条拉几十号人，就一张离岗证。刚开始大家都忍着，等到你忍无可忍时别人也忍无可忍，这时，那张离岗证就像是“宝藏”。大家都争着抢，抢不到你忍无可忍也得忍，而不是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终于熬到吃饭时间了，在环球，吃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谈不上享受，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全是在“冲锋陷阵。”首先，那些在上班时间没拿到离岗证的同事第一件事就是去上厕所，不然他们不敢去吃饭，一身轻松后就得赶紧跑到饭堂去排队取饭。但纵然如此，等他们取到饭菜坐在餐桌前时，正常情况都是时间已过半了，这就要求他们的胃口跟贪官的胃口一样大，而吃饭的速度要像那劫匪打劫银行那样神速，即使这样，也只能吃个半饱。难吃是一回事，关键是时间紧迫，那时间就像是接到警报的特警，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劫匪面前。所心，抢劫银行成功的屈指可数。同样，在环球，胖子也是廖廖无几，像这样还能长膘，那简直是奇迹。
生产任务重、赶货的时候，几个月都不会放假一天。想请假，就跟一个只穿一双拖鞋、一条内裤的登山运动员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难。有时，因为缺料或者机器故障而放假一、两个小时，黄坚他们都会欣喜若狂。尤其是黄坚。他真想学那个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胜利了而高兴得跑到大街上抱个MM就亲的美国大兵，他恨不得抱个女同事就亲。
而当厂里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比婊子都无情。把员工扫地出门的心情跟那背着老公偷汉子的女人正和野男人翻云覆雨时，门外却响起了她老公的叫门声，这时她赶走野男人的心情那样急切，简直恨不得把他扔到窗户外面去。
黄坚被扫地出门后，辛辛苦苦上了300多个小时的班才挣到的800多元钱，他很快就花光了。在一个月光不是很明亮的晚上，白天找工作碰了一鼻子灰的他一个人走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他心潮澎湃。想到当初他刚来深圳时身无分文。如今一千零九十五夜过去了（比一千零一夜还多了九十四夜）情况依然没变，照样身无分文，唯一改变的是他的心态。当初他虽然身无分文，却有雄心壮志，心里想着要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如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的雄心成了熊心，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真的很想死，但最终他选择坚强的活下去，因为……
张国荣从24楼往下纵身一跳，无数的人为他的死伤心难过，还说他是个勇敢的人。黄坚知道，如果他纵身跳到海里，除了他家人外，没有人会为他流一滴泪。不但如此，别人肯定还会说他是孬种，这种人死了活该。
哎！不同的人同样的死法人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非典正流行。珍惜生命的人们出门都戴口罩（其实，他们恨不得戴防毒面具），每天有事没事就洗手。那个时候，你咳嗽一声，你亲大爷都会对你敬而远之。你不小心再打个喷嚏，即使是那些成天叫嚣“愿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的有志之士都会对你退避三舍，不能再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是他们最害怕的事。而那个时候的黄坚却非常高兴，就像1949年10月1日听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那样高兴，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去死而又不被人骂作是孬种的死法了——那就是感染非典。他从报纸上得知，人多的地方和医院最容易感染非典。于是，他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但遗憾的是，在人群里钻了十几天，他连咳嗽都没有咳嗽一声。他不甘心，又成天往医院跑，深圳的医院他基本上都跑了个遍，但非常不幸，他还是没有感染非典。一心想死的黄坚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谁要是发烧流鼻涕，他就上前去与他亲热一番。如果对方是美女的话，他恨不得冲上去抱住她，狂吻她三分钟，然后仰天长啸：“我终于感染非典了。”但因为没有确诊，所以黄坚不敢贸然行动，万一不是非典，那他岂不是亏大了。黄坚不怕死，却怕吃亏。
天意弄人啊！一心想感染非典而死的黄坚经过艰苦努力最终还是没能如愿，这让他异常火大。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被淋得浑身湿透的黄坚对着天空咆哮：“老天爷，你处处跟我作对是吧？我跟你说，我黄某人不怕你，别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