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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父母的眼中，我到处乱爬还算不上是什么大麻烦，我的家人更害怕我乱吃东西。在三岁以前，我基本上会把一切我能抓起来的东西都放到嘴里嚼一嚼，从丢弃的饼干桶里的发霉饼干渣到摇篮里的铁制波浪鼓，从落在窗户上的绿头苍蝇到地上泥里的蚯蚓，那一样我都没有放过，这段时间我的家人和托儿所的阿姨不止一次从我口中夺下诸如纽扣铜丝玻璃球之类的危险物品，其中甚至包括两只鸡崽——说来这不能怪我，因为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断奶，牙也没有张齐，但是我那饕餮（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兽，以贪吃而著称，商周以来青铜鼎器上所铭的怪兽便是此物）一样的本性已经显露了出来，对一切在我面前经过的肉都不会放过，当年就有一次，我姥姥本来是想拿几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崽放在炕上逗我玩，但没想到我把这些活着的玩具当成了食物，在小鸡跑到面前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了两只小鸡就往嘴里塞，等到我姥姥从我手中将鸡崽夺下来的时候，两只鸡崽早已经死在了我还未长齐的乳牙之下——其中一个的脑袋已经被我咬了下来。
因为这个原因，我得父母很少给我买橡胶类的玩具，因为这种玩具最后的下场很可能是被我用牙撕烂吃掉。相比之下，那些铁制的玩具倒安全许多，至少我那时候还知道一点咬不动的东西是不会把它吃下肚去的。在众多玩具中，玩具枪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以致最后我必须搂着一支枪才能睡觉，不然就会哭闹不止。因此在我的摇篮时代，我基本上是抱着各种各样的枪度过的，枪是我那时候唯一的朋友。那时我的摇篮基本上就是一个军械库，崩豆枪喷水枪炮子枪甚至还有打鸟用的汽枪崩兔子用的双筒猎有时我爸追逃犯回来甚至还会把他那把退了子弹的五四手枪放到摇篮里给我玩——那可是真家伙。在我大学军训的时候，不少人都对我这种对56式半自动步枪爱不释手而对学校的美女视而不见的行为感到不理解，但是他要是知道我小时候是这种情况，那他们就会明白，我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正因为我有多动症加见什么吃什么的坏毛病，所以我妈从来都不给我带到单位去——当然，我爸那里更不可能，且先不说危不危险，堂堂一个监狱警察，居然往劳改队里抱孩子，这成和体统吗！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伟大的母亲大人。我的妈妈师出毕升的门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妈在劳改分局下辖的玻璃厂印刷车间工作，是这个集体企业中的一名普通工人，主要负责排版和印刷业务，我妈和毕升之间师承关系就是因此产生的。我妈很早就认为，把我带到她的工作单位去照顾估计没有人会放心，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年我要是真被带到印刷厂里，要是旁边没有人看着的话，那我肯定会有生命危险：且不说我有可能会爬到印刷机里被绞成肉酱，就算是把印刷用的铅字当成了糖豆给吃下去了那也不是闹着玩的。真要是那样，我魏元坤很可能会因为铅中毒而影响到智商，失掉了灵性，自然也就写不出这部小说了，因此，将我送到分局托儿所似乎就是我父母的唯一选择。
说实话，分局托儿所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至少在当时和凌源，乃至整个朝阳的其他托儿所比起来，那它绝对可以说是最好的。当年要想在凌源这个鸟给面子才拉屎的地方建一座这样的托儿所的确很不容易，要说我们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建托儿所时正值凌源劳改分局的辉煌时期。当时“凌河”牌汽车质量相当的不错，世称“第一解放，第二凌河”，至于东风都是排在凌河的后面。如此好车自然好卖，因此那时的凌源劳改分局自然是十分挣钱，比贩卖毒品都不差。当年为建分局托儿所，上级在文件之中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用的材料比解放军修永久性国防工事的材料只好不差，据说可抗8级以上的地震，坚固异常。而且出于防空袭的需要，托儿所之内还建有钢筋水泥加固过的地下室，如果不是被500公斤以上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的话，根本不会对其造成任何威胁。托儿所内还配备有当时中国最好的玩具和最好的教学设施，有干净的食堂，宽敞明亮的教室以及当时最优秀的幼师，甚至连关犯错孩子的小黑屋我觉得都比别的托儿所有趣，以至于我有一阵子都想享受到被关的惩罚。在托儿所里我们能享受到营养搭配最合理的饮食和定时发放的巧克力雪糕水果等零食。最重要的是托儿所里的阿姨们长得都很漂亮，至少教过我的阿姨们都是这样的。至少比《看上去很美》（王朔的一部小说）里的方枪枪遇到的那位“大鸭梨”（小说里的一位阿姨）要强。记得在我上大班的时候有位长发披肩的年轻阿姨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她还会弹钢琴，她当时是教我们音乐，每当教完我们唱歌，她就会在那里自弹自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最常唱的就是崔键的那首《一无所有》，当时他用得是美声唱法，虽没有崔键唱有感觉，但却因多了一份柔媚，听起来也是别有风味。这首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我回忆起我伟大的童年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唱起这首歌，用的还是儿歌的唱法，听得那些摇滚青年们相当的郁闷。
由于启蒙教育做的好，所以我们这几届分局托儿所的孩子无论是在体质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普遍要比其他的孩子要高一些。后来我们这届有不少人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就是证明。八十年代是凌源劳改分局的辉煌年代，而我们则是分局托儿所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精英。我们走后没几年就赶上了我们伟大的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凌源劳改分局用于种种大伙可以想象得到的原因各个下属企业开始全面亏损，而作为分局附属企业之一的分局托儿所因为经费紧张入不敷出的原因，也就只好关张大吉了。由此可见，大锅饭不但让大人们怀念，连我们也可以沾光。按照“蝴蝶效应”（注：意为一个蝴蝶蝴蝶煽动一下翅膀，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最后可能会引发一场风暴的理论，小说《寻秦记》就是这种理论的完美体现）的理论，如果没有大锅饭制度就没有分局托儿所，没有分局托儿所的话，我们的此后的生活可能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自然也就不会有接下来发生的种种故事，虽然在走向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我们可能会有别样精彩，但是我们现在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刚到托儿所时，做为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老老实实的呆在属于我的那张婴儿床上——当然，这种老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要不是因为床的上面有一张我父母特意吩咐而加上的由蚊帐布成的天罗地网，我恐怕现在已经爬到非洲去了。想一想那段时间是我度过的最为悠闲的日子，至少那时候我从来不会为吃喝拉撒而发愁，肚子饿了的话，只要张口号上那么两嗓子，立刻就会有人给我送上装满牛奶的奶瓶，拉屎撒尿也是如法炮制，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给我换块干净的尿布，而且没有人对此会产生什么非议，真是太爽了。虽然当时我不能冲出摇篮以外去一展拳脚，但是我却能对周围的伙伴们发动侵略战争。我的智力要比其他同龄人要早上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在别人还在跪在地上爬行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直立行走了——这就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我的先进对于我周围的孩子们来说则意味着“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说，在我一岁以前，要论打架，我在全凌源的同龄人中是无人能敌的。
当时住我头对着那张床的是刘臣，也就是说他是我最早的“睡在我（头）上铺的兄弟”。而住在我脚对着那张床的则是赵甜甜同志，也就是说阿姨们将我们三个1983年12月12日出生的活宝排在了一起，因此刘、赵二人也就成了我侵略战争的牺牲品。两个人常常被我薅住刚刚长出的胎毛而放声大哭。无奈之下，阿姨们只好把我调到比我大一些的孩子的床边。我的新邻居是一个叫刁琰的姐们，比我大上一个多月。搬家之后的我依然是凶心不改，当天就开始对刁琰发动侵略战争，结果遭到了刁琰的迎头痛击。在我将罪恶的小手伸向她的脑袋的时候，刁琰同志用她从娘胎里带来的四颗乳牙狠狠的咬住了我的手指头，而且使用了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九阴白骨爪对我的脸部进行攻击，这使我不禁怀疑她的前世很可能就是令武林闻之色变的梅超风女士。这是我人生之中的第一场惨败。在这场战役中我损失惨重，脸上被刁琰用指甲挖出了3道血沟，差一点就被弄破了像，而我的对手刁琰，除了头发被我薅了一下以外，基本上则是毫发无伤。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李娜的那首歌唱得不假——女人的确是老虎，因为不是说老虎的师父是猫吗，所以她们都会咬人挠人。对于男女有别，我认识的比所有人都要早，而且一开始就非常深刻。
第四章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长得太可爱——尤其是小的时候长得太可爱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对此我就有亲身体验。在记忆中，我的整个托儿所时代，只要我的父母把我领到他们邻居朋友扎堆的地方，那我肯定就要倒霉了，这时候大人们经常是出于对我的喜欢而将我抱起来，然后像接力棒一样从一个人的怀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怀中——虽然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却并不好受，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洋娃娃或是变形金刚，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更要命的是，偶尔还会有大人扒掉我的裤子然后对我的命根子进行一番细致分析，在分析的同时，他们偶尔还会对我进行一下不经意间的性知识教育，这通常让我非常难堪。
说道对性知识的研究，其实我们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早的多，早在伟大的托儿所时代，我们兄弟还就男女有别的问题召开过所谓的“性知识研讨会”，后来由于成长的缘故，这种研讨会曾一度中断，直到我们上了大学才重新恢复。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召开的第一届研讨会还是在托儿所小班的时候，当时一共只有三个人参加，分别是我、王鹏和刘臣。在会上，我们讨论的课题估计不少人在小时候都曾经研究过，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裤裆里有那玩意，二班上的女生们却没有，而且据我观察，不光是我们班上的女生，好像是所有的女性似乎都没有那个东西。当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大约还是处在刚脱掉开裆裤、但肩膀上别着手绢，而且用袖口擦鼻涕的年龄。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座位下都放着一个痰盂，有什么大小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只要举手叫一声“阿姨”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帮你脱掉裤子然后再把你方回到凳子上，让你自己慢慢解决。记得当时我、王鹏和刘臣就是在坐在马桶上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开的这个会，大学有卧谈会，而我们拿回不妨可以称作是“厕谈会”。在那个研讨会上，我么仨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费了不少的脑细胞，最后初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男生是站着撒尿的，所以就需要那玩意来给流出的尿液定向，而女生是蹲着撒尿的，所以就不需要这种东西。如果那玩意仅仅是用来撒尿的话，那么按照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我们的结论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很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不然我们现在很肯能已经改写了生物学历史，成为闻名世界的生物学家了。即便我们成不了生物学家，但我们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钻研下去，能够在托儿所时代就求证出那玩意的其他用途的话，那我们至少可以改写我们现在的历史——恐怕这时我们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虽然我国鼓励晚婚晚育，但是我认为虽然石榴裙下死在不光彩，也要比现在我们兄弟集体打光棍要强。
说到这两个人，刘臣和王鹏——我有必要费些笔墨，好好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确切地说，应该是刘臣和小王鹏，因为当时在分局托儿所里有两个王鹏，一个是大王鹏，而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的则是小王鹏），因为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