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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会猜我是从欧洲来的？”她微笑。
“你长得不像美国人。现在更肯定了，你的口音是欧式英语。”
白女人点点头，微笑着问：“你是学人类学的吗？”
被她的气氛所感染，我也笑了，“差不多吧。”我说。
“我是俄国人。”她的表情很甜。眼睛会说话。
“啊，你好。”或许是条件反射，听她说自己是俄国人，我一下子蹦出句俄语。
“你会讲俄文？！”白女人大为惊讶，一下子兴奋了。
“就会这一句了，过去学的，现在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
我们俩又笑了。中国人何止学俄文，还挖战壕、备战呢。而现在，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在美国的监狱里相遇，真有些别样滋味。历史和大自然真不一样。太阳从东边出、西边落。历史呢？却没有规律可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说不定又朝南或朝北。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不像是属于这里的。”我问。
“你也不像是属于这儿的。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了。”
“是吗？大概是面孔不大一样。”我说。
她看看我，挺认真地说，“不是，是你的气质，你的气质不一样。”
在这样一个地方，难得有人这样看，我很感动。几天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我，人人都把我当成罪犯，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地习惯了这些。我看看白女人，又看看我们的四周，叹了口气，鼻子一酸，就情不自禁地向她说我的我遭遇，当然，毕竟是面对陌生人，我的讲述比较简单。她很认真地听，然后说，“听上去，你的男朋友真像邪恶的亲戚（He is a evil’s relative）。”我真想说，不是什么亲戚，他本身就是邪恶！但我忍住了，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发泄。
听完我的故事，白女人开始了她的陈述，她说：“故事很长。”我点点头，心里说，长点儿好，时间过得快。
“我原先在莫斯科大学教钢琴。十三年前离开莫斯科，移居法国。”白女人的蓝眼珠儿很深很深，但很平静。
我猜对了，她是个音乐家。去法国，Good！
“后来，我又移居了加拿大。”
“为什么？”我打断了她的陈述。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怀念俄国的辽阔、莫斯科的雪和乌克兰的森林。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为提供我一份不错的工作，电视专题‘俄国文化’的主编，让我们的怀念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一年前，我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独自来到美国。我想在有生之年，看看真实的美国。我在洛杉矶落了脚。第一站，也可能是最后一站。我不开车，只走路或搭公共汽车，能步行我就步行，公共汽车能到的地方，我都去了。我主要在好莱坞、西洛杉矶和桑塔莫妮卡一带。见闻感想太多了，我写了一本书和几篇新闻报道，想和电视台、报纸联系，但没有人睬我。我寄录音给广播公司，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事。三天前，我进了ROSS（劳斯百货店），偷了件价值10美金的衬衫，故意让服务员看见。我当然被捕了。我没有汽车驾照，也没有身份证，我拒绝告诉警察我住在哪儿。我以为商店经理会去通知新闻机构，但他没有，反而叫来了警察。我想，正好，我还没有进过美国的监狱，正好参观参观。今天在法庭上，公共律师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我认罪，因为我想进来看看。法官说，我要么付2000美金，得到自由；要么坐4天牢。我选择了坐牢，4天，太好不过的事儿了。我的罪等于2000美金或坐4天牢！”
真是一个特别的俄国女人，一个作为音乐家的特别的女人！大胆而高素。白女人看上去已不年轻，大概有50岁吧？还敢如此尝试，真让我肃然起敬。我记起了Elizabeth Berg的小说《The Pull of the Moon》，讲一个中年美国女人，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丈夫，独自去旅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试想，一位女音乐家，为了一种追求，甚至愿放弃自由，这是怎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无论如何，都不是世俗能够体会和理解的。
“美国的刑法可以用钱衡量，偷一件10美金的衬衫，罪恶是2000美金或坐4天牢，即平均每天500美金。多有趣啊。”她说，很得意她的重大发现。她还掏出两张纸给我看。那是两张逮捕证，一张是洛杉矶警察局签发的，一张是洛杉矶监狱签发的。她指到逮捕证上自己的名字……经她指点，我的嘴都惊成了“O”型，两张逮捕证上，她的名字不一样！一个是Jundou1，另一个是Jundou2。怎么回事？我用眼神向她询问。
“这不是我的名字，警察问我叫什么，我就顺口说叫Jundou（琼度）。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有意思的事儿，他们把这个名字分别编了号，1号和2号，我不知道，如果以后我再被另一个警察局逮捕了，会不会再把我克隆成Jundou3。”
我也差点儿不相信了，但工工整整的手写体英文名字就静静地躺在这富有法律效力的证件上，白纸黑字，不相信也不行！以前，我曾听梅小清说过，罪犯的档案最后都要送到司法部存档，她的档案如果送去，司法部该如何处理呢？分别以Jundou1、Jundou2存档？还是放在一起？虽然人都有疏忽的时候，警察也是人，但明明白白的阿拉伯数字1、2编号，是无意中疏忽？还是另有目的？
“你想念莫斯科？”
白女人深深地点点头。我也想念北京。
“我想念我那时候的莫斯科。但现在……”她叹了口气，又说：“中国不错。”我很高兴她这样说，这让我心里多少暖和和的。于是，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祖国。
“刚开始都艰难。失去利益的人总是埋怨，好像一埋怨，历史就能逆转，就会好起来。其实，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埋葬无数的牺牲者，只不过要看谁是自愿、谁是被迫罢了。中国和俄国不一样。中国先从经济上改，慢慢好起来。俄国先从政治改，主义改了，没有物质基础来支持新主义，新主义就缺能源，上不去，下不来，怨声载道，于是人们就觉得还是点煤油灯好。点了100年，点惯了，一点就着，总比黑灯瞎火的强。”不知为什么，我竟慷慨激昂起来，这不像我的语言，倒像是废话，特别是在监狱。我突然有些想笑，忙调转话题，“俄国的芭蕾、绘画、艺术、科学都是一流的，连土地的颜色都是一流的，黑油油的。”我甚至还想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是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一段经典台词，但我没有说出来。如果历史过了50年，还能重演，那最好还是别说。因为一说就要思想，一思想又是50年，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学的教授们写书吧。
“是的，是一流的。我的学生，柯文斯基、达尔涅夫……都是当今俄国和欧洲年轻有为的钢琴家。”听我说到俄国的文化，她兴奋了，很快接过了我的话，声音轻渺。
我不搞音乐，对柯文斯基、达尔涅夫是何许人自然全然不知，但从白女人的声音里我能听出一种让整个俄罗斯民族自豪的东西：我们是俄国人，什么时候都是俄国人，俄国的东西是一流的！我的俄文早就遗忘了，但声带上还是留下了淡淡的曾经颤动过的痕迹，这痕迹慢慢扩大开来，扩大成一望无际的雪原，尽头的地平线上，参差地同样是没有边际的灰色的白桦林，深沉的土地上跳动着热情和冲动，dance with passion and violent。
《爱之罪》第九章4
开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狱警进来了，一共五个，全是女的，每人手里握着一根警棍和一把短枪。洛杉矶狱警的制服是浅褐黄色的，胖子穿着显胖，苗条的穿着显苗条。五个狱警都不胖。
“全体站好，准备入狱检查。不准讲话，听见了吗？嗨，说你呢！”一个狱警开始喊话，很凶的样子，她的手准确地指向了一个黑女人。这个狱警，不高也不矮，大约1。65米左右的样子，大眼睛，小翘鼻，厚嘴唇，一头黑发，眉毛干干净净，很像托尔斯泰《复活》里娜达莎混了墨西哥血液生出的女孩子。说实话，她很漂亮，这让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职业——在地狱里值班！
“再说一遍，不准讲话！你们要听从命令，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否则惩罚。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你们选择惩罚，我们不拒绝。”女狱警的嗓门很高。对着上百人喊话，嗓门不高不行。
崔娥悄悄地蹭到我跟前，低声说，“妈呀，她在说什么？”
她在说你不准讲话！我瞪着崔娥，用手指指嘴，手指又在嘴边晃了晃，心里却紧张得很，但愿崔娥不被惩罚。
接下来，我们开始排队，Jundou排我前面，崔娥排我后面，上百人的队伍，就这样向地狱走去。
地狱倒不脏、不湿，也不臭。屋顶很高，白墙壁，灰水泥地。如果不是我们这些造访者在这里，说不定会被人误以为是走在东京地铁的走廊，只是与东京地铁惟一的不同，就是每走几十步，就会出现一道银灰色的铁门，有的铁门旁，还有一串玻璃窗，玻璃窗的玻璃很厚，带有花纹。“娜达莎”和另4个女狱警把我们带进了一间特大的没有窗户的房子。我们分别排成了几排。“娜达莎”命令：“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到前面来领取口袋。领完后回到原地。不许动。”
我们被逐一叫到了。每个人都手提一个口袋站回到原地。口袋很大，装100斤大米绝对没有问题。
“好了，注意了，注意听，把你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口袋里，上衣、裤子、胸罩、内裤、袜子、鞋，还有耳环、项链、手链、脚链，一句话，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统统放进口袋里。我们提供衣服、内裤和月经纸。”“娜达莎”又开始高声命令。
我打开口袋，心里一阵恶心。口袋里装着几件狱衣，上衣淡绿色，不知洗了多少遍。这应该是最脏的东西了，就算是高温消毒过，还是脏。妓女、毒贩子、酒鬼、杀人犯……大概都穿过这身衣服。当然，内裤和月经带例外，是一次性纸做的。我套上内裤，感觉成了假人。
我们换好衣服，赤脚站在地上。“娜达莎”又命令，“把口袋放在原地，上前挑鞋，第一排先挑，然后是第二排、第三排……排队挑，不许乱！”事到如此，我们只有听从，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等着前排的人找到合适自己穿的鞋，穿上，走回原地，站好。我们再上去挑……
鞋都挑完了，“娜达莎”继续命令：“排好队，一个一个地往外走。”于是我们开始挨个儿往外走，经过门口时再一次接受狱警的检查。我的口袋上，有一个号码：LA…S08…08…3512。我猜想：LA代表洛杉矶监狱，08…08是今天的日子，3512指什么？难道我是今天第3512个到这个监狱来的吗？我往前看，Jundou口袋上号码的最后一组数字是3501，她曾告诉我她比我先进来，这就是说，她先我11人？我又朝后看，崔娥口袋上号码的最后一组数字是3556，这么说，她进来的应该比我晚。那么，S代表什么？我猜不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S是英文SHORT的缩写，在这里代表短期入狱者。一年以上的重犯，不送县监狱，而送州监狱，只有一年以下的犯人，才送被送到这里。我属没有预审的嫌疑犯，一两天后还要去法庭接受预审，并可保释。我属于S组。每天至少有上千人到洛杉矶监狱报到，那阵势，可想而知。
这种检查，如果不是亲历，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走到狱警身边，都要停下来。狱警先用警棍紧贴着我们的周身扫荡一圈儿，然后便伸出手指探入我们阴部，在里面一通乱摸。这种羞辱无法用语言容易。警棍就足已让人羞辱了，还要用手！我这一生，除了母亲，除了医院妇科女医生做妇科检查，还没有哪一个女性碰过我的私部，而此时，我的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地，竟如此地绝对服从地被一个陌生的同性粗鲁而无情地践踏了。彼得，这都是因为你！我恨你！一时间，对彼得仇恨的怒火，一下子燃烧了我。其实，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要受此礼遇，面对如此羞辱，人们都一脸愤怒，但又都保持沉默。“人权”二字，在这样的地狱里，显得那样苍白。谁让你是嫌疑犯人呢？你来到这里，就意味着你没有权利。在外面时，人们年年喊人权，月月喊人权，天天喊人权，甚至分分秒秒都喊，但没有谁真正体会过它的分量有多重。到了这里，“权利”失去了，猛然发现，它的分量竟如此沉重！地狱里只有服从，除此之外什么权利也没有。但是，我不认罪，这是我惟一的权利，也是我最后的最最宝贵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爱之罪》第九章5
上百人被分成几组，一组一间房子。房子里有几条长凳子。
人一进去，空气立刻就开锅了。人人都张嘴说话，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