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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叔，有我的信没有？”
陈叔叔终于注意到我了。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
“初二甲班，胡振铎。”
“没有你的信。”他回答得是那么斩钉截铁。
“不会的。有同学看见了告诉我的。”我并未失望。
“你再说一遍，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陈叔叔说。
“有同学说，早上看见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是寄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尽量将来龙去脉说清楚。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封信，寄给胡——”
“胡振铎。”
“对，对。胡振铎。”陈叔叔推推鼻梁上将要落下的眼镜，接着说，“让陈副校长取走了。”陈副校长就是陈汉章老师。
果然真有此事，丙班的同学没骗我。
从传达室出来，登上一级级的台阶，在两旁艳红的夹竹桃的欢迎下，我脚步轻快地穿过办公楼前的甬道，踏下几级台阶，就到了红砖楼的第一间教室。那就是我们初二甲班地教室。
我刚走进教室不久，就响起了电铃声。扩音器播放即时音乐，并不断插播开会通知：
“同学们，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各班请按指定地点站好。队伍集合好的，可以就地坐下。”
丙班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忽然，一个灵光闪入脑际：会不会是我的那一篇刊登在黑板报上的作文呢？一定是，肯定是！
那是这学期开学时的事情：
那天晚上，学生会组织放映两部影片。什么片名已记不清了，好象是《列宁在1918》吧！问题是学生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本来准备晚上七点半开始放映，可是机器老出故障。敲敲打打，咿咿呀呀，宣布“开始”至少五、六次，以至后来扩音器里再次出声，却引得同学们一片唏嘘。人们吸取“狼来了”的教训，真狼来了也不在乎。电影虽然只放一片，时间也拖延接近午夜。我回家入睡还不到三个小时，就被舅母揪着耳朵拖起来，到菜园去挑水浇菜。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里，我借机发了一通怨气。想不到那篇作文，却被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会，上了黑板报。
那一天语文课，同学们的作文都发下来了，唯独我的一本没发。放学时，几个同学结伴走到黑板报前，有个同学首先发现，黑板上正在抄写我的这篇作文。他立即大声嚷嚷起来，引来一群同学围观。这其中应该也有那位丙班同学。
菊英姐姐立即向学生会同学建议：
“这篇作文是胡振铎写的，哪，作者就在这，就让他自己抄吧！”
抄黑板报的同学回转身，望着我，好象在问：“你会写粉笔字吗？”同班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你放心吧！他的粉笔字写得可好了。”“他在小学时候，就会写黑板报了。”……抄黑板报的同学突然拿起黑板擦，三下五除二，将已经抄好的一段文字全部擦掉。我急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将我的作文本和粉笔一并交给我，然后退后两三步，静观我用流畅的仿宋体在黑板上书写。他看着我抄了一两段，就提前告辞了。我一直写到最后，几乎全校的同学都回家了，才回家。
闭学式大会终于开始了。
我们初二甲班席地而坐的地方，临近黑板报。只要从左侧穿过五、六个同学，再登上几级台阶，就到了黑板报前。讲台由三、四张课桌拼成，摆在办公楼通往下操场的雨盖走廊的起始处。除了有雨盖遮荫外，还有大樟树浓密的树冠遮挡阳光。
会议由高展校长讲话，多是一些勉励和祝愿。接着由陈汉章副校长介绍“中共中央的来信”。陈汉章副校长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一个普通中学生来信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发表了即席讲话。全场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随后，陈副校长让我上台领回信件。这时，全校一千八百多学生的目光，都向我这边投射过来。我的脸早已红了，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身子意欲站起来，却又坐下来。左右的同学推搡我，催促我。我回头看看菊英姐姐，似乎在向她请示。她用赞许和鼓励的目光逼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急匆匆、目不斜视地小跑到讲台前，立正，向各位校长和老师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双手从陈副校长手中接过信件，再将信件递在左手，举起右手，再次行礼，回转身，向全体同学敬礼。然后低着头、躬着身，依旧是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位置，盘膝坐地，心里依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班上的同学传递着信件，最后又传回我的手里。有人建议，把来信和毛主席照
片先贴在教室的学习园地上，保留一个星期，让大家共享。一个星期后，再由我收回，我同意了。
来信是用极薄的半透明的打字纸，当中夹着蓝色复写纸，多页打印的。寄给我的是其中的一份。内容如下：
胡振铎同学：
你给毛主席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谢谢！
希望你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贡献一分力量。
随信附上毛主席四寸照片一张，以资留念。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盖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
当全校同学都在给前线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时候，我这样想：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写信呢？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吗？没有他老人家，我能在学校免费上学吗？……
那时候，我们家为了节省开支，不点电灯。而且，只在起早或晚饭时，点一会儿煤油灯。想看书，只好站在家门口，就着高高挂在电杆上的路灯，借用昏黄的灯光。
菊英姐姐了解我家的情况后，与我舅父、舅母商量，让我每天晚饭后，去她家里做作业。就是那天晚上，姐姐问我慰问信写了没有，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她。
菊英姐姐立即鼓励我，说：
“好，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这封信就由你来写，我们一起来修改。邮票信封由我负责。”
对于一个没有父母、寄养在舅父母家里，平时连一分零花钱都没有的孩子，有人出钱买邮票，何乐而不为呢？我顿时来了精神，增添了无限勇气。于是我提笔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
我是一个孤儿，自幼失去父母，曾经进过孤儿院。现在福州第八中学读书。我虽然是个孤儿，学校不但不收我的学杂费，每月还有七元的助学金，资助我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我想，在同学们给前线三军战士写慰问信的时候，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您老人家。因为只有您，才能给我们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
祝您老人家
健康长寿！
福州第八中学初二甲班 胡振铎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信寄出去以后，本没有想到会有回信。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太忙了。想不到他竟关照手下的工作人员，给我回了信。
5
菊英姐姐上学、放学，大可不必从我们家经过。她可以直接从横街经花纱布公司门口，到上杭街。街口进去三、五家，就是她家的协美正鞋店。她父亲开的这家鞋店，专制各种布鞋，除了自己掌鞋外，也将鞋面等外包给人加工，然后由她父亲总装。
自从我去她家温习功课之后，她就经常从我们家经过。有一次还领着我，告诉我一条通往她家的秘密通道，就是从十橺角穿过周巷一家大门洞，经过十几进相连的房屋，出口就是上杭路。此后，我们都是经过这条通道来来去去，因为这条通道两头的门户，几乎彻夜不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习以为常的事。
政府动员民众扫除文盲，连舅母也被居委会动员去上夜校了。她领了课本，到吉祥山台江第一中心小学去上课，回来复习做作业，就向我请教。
我们学校也接到扫盲的任务。班里挑选若干同学，组成几个教学小组。我和菊英姐姐等五个人一组。教学地点在南公园农民家里。就是现在长远汽车站附近。我们相约晚饭后七点集中，一起去南公园村。刚到村口，一家小店的门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副对联的十四个字，全画成小鸟的形状。大家啧啧称赞，店主只是笑笑。他向我们指明扫盲班教学的地点，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那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虽然比不上我们的教室，容纳二十多个农民学员也绰绰有余了；而且教室的一头，已经粉刷了黑板，粉笔、黑板刷一应俱全。大家公推我当教员，因为我普通话的口音较好，我就当仁不让了。
我先翻看了专门为农民编写的识字课本，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农具和蔬菜、水果、粮食作物，而且底下都注有拼音字母。
我们等了很久，大约快七点半了，农民才从地里陆续回来。他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晚饭；就赶来了。有的还来不及洗濯；就来了。我第一次当上“老师”，那是一种值得一辈子自豪的感觉。其实教与学是互动的。对于农民所用的农具，过去我知道得很少；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向农民学了许多知识。
6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舅母吩咐我到港头舅父工作的福州造纸厂去。我去了，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清晨，舅父买了一份稀饭，让我吃了，就把我领到他所在机械制浆车间，从楼梯底下取出一担木柴，让我挑着试一试。我挑起来走了十几步，觉得还行，又把担子放下。
这是机械制浆车间水泥磨上磨未透，清除出来的木片。厂里贱卖给职工，一百斤才两三元钱。舅父让我挑回家去，作日用的烧火柴。他没有再交代什么，我就挑着担子上路了。
俗话说：“能挑百，难挑十”，就是说，你一个人能够胜任百斤重担，但是路途遥远，若另加十斤，你一定会累垮的。
我挑着仅有80斤左右的担子，随着路途的延伸和时间的消逝，肩上也渐渐地不堪重负了。好不容易挨到万寿桥，早已是日斜过午，太阳偏西了。从清早到此时，已经整整六个小时了。我几乎是几十步、三五分钟，就要歇一歇；而且每一次歇下去，就不想再起来。可是，家，还遥遥在望。你不起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不要指望，家里人会来接你。每当我不得不扶着扁担，再作起来的努力时，扶着扁担的双手和支撑身子的双腿；都是颤颤悠悠的。扁担还未上肩；肩膀早已疼痛起来。我眼眶里噙满泪水，鼻翼一张一合喘着粗气，只要稍稍失控，就会哇哇地哭出声来。我再次放下担子，转过身来，登上人行道，双手扶着水泥护栏，望着江面滔滔奔腾的江水，听着脚底下轰轰隆隆的湍急的流水声，伴奏着饥肠碌碌的锣鼓，久久地、久久地不想动身。
我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处，嗫嚅着双颊和下巴，欲哭未哭；我收回眼神，俯视急流冲击着的、厚实的桥墩。我想，万一这桥墩支撑不住，突然垮塌下去，就象我此时的心境一样，我的身子，就会如盘旋的燕子一样，如飞而去。我的一切，就都解脱了。
我的举动已经引起不少路人的注意。长长的万寿桥，川流不息的人流，相向的回首凝望；同向的，远远就向我注视、疑问。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计，急匆匆地赶来，急匆匆地离去。这时，有两个人走进我的身旁。
“依弟，可不要想不开呀！”一只柔软的手，伴随着柔和的声音，搭在我的肩上。我突然象触电似的急转过身，同时用手轻轻推开她的手。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婶。她一愣怔，满含歉意地微微一笑，说：
“孩子，对不起，弄疼你的肩膀了。这是你的柴担吗？”
“嗯。”
“你从哪里挑来，要往哪里挑去？”
“从港头福州造纸厂来，到横街巷去。”
“这么远？就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没有大人同行吗？”
“没有。”我摇摇头。
“你家的大人都干什么去了？让孩子挑这么重的担子！”
大婶望着我一脸疲惫的模样，打开手里的手绢，取出两块征东饼，交给我，并关心地对我说：
“孩子，你一定还没吃午饭吧！我正好带着征东饼，软软的，刚出炉呢！你先吃两块垫垫饥，让我帮你挑几步路吧！”
我接过大婶给的征东饼，一股母爱的暖流涌上心头。我透过泪珠组成的眼帘，在太阳光照下，贪婪地凝视着她那张慈祥的脸。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
我很快吃完了一块饼，把另一块放进衣袋里。因为吃得太急，又没有水喝，我一面打着气嗝，一面去取扁担。大婶不让，她拦住我的手，自己轻而易举地将扁担操起来。正在我们母子俩争执之间，一只大手挡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健壮魁梧，两眼发光、炯炯有神。他抢过扁担就往肩上挑。说：
“大嫂，让我来吧！我正好要去下杭路，离横街很近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横街的？”大婶说。
“我已经注意你们很久了。”
“也是一个有心人哪！”大婶如释重负地说；“那好吧，这孩子就有劳兄弟你了。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