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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我的话茬，出我意料地他也倒了句真言：“咱们的发行就是指不上。说句不该说的话，素质太低。说是干了多年，但仅仅停留在发行的概念上，对书没感觉，所以谈不上做市场。”
我接着说：“其实，关键是要对发行提具体要求。我现在不敢奢望，我们能像国外知名的出版公司那样，建立一套常规的制度化的图书营销机制，用正常的程序来保证每一种图书进入市场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连退而求其次的基本要求都不提，或者干脆说，不具备能力就有理由不去发一般图书，那么我们的市场能力就永远没有，市场也就永远形不成。我想说的是，能力强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对每个发行人员有双重任务指标的具体规定。在保证教材教辅系统发行的前提下，必须要有纯市场化运作的一块。最初，哪怕指标定得低一些都不怕，但不能没有要求。任何好的愿望和想法，没有具体措施予以保障，那能有什么效果呢？问题是它还会限制前面环节的运行。”
……
陆成杰没说话，在埋头吃着他眼前的那份黑椒牛排。菜做得不错，随之他把话题引到了厨师的手艺上，赞美着也享受着。然后又说：“这牛排我就喜欢吃起码八成熟的。有些人喜欢五六成熟的，可我看着血丝，咽不下去。”
我知道，他对我上面的见解仍感到难于表态，关于牛排的感言，是想让我明白，他做事要顾念瓜熟蒂落，因为这依然不仅仅是个道理的问题。他担心会因此引出再一轮的风波。
与此相关，杂志的问题也没有获得实质性解决的许诺，他只是说，再跟胡威谈谈，至少保证让小谭先干着，关于加强杂志发行力量的事和财务障碍的问题，等以后再说。
一晚的谈话，可以说是不彻底的。但能够坦然地说说，还是让人心里平整了不少。不管怎么讲，它算得上是一次够得上坦率的沟通了。我似乎也不能要求得更多。
惑 31（1）
2003…3…26 放弃与选择的徘徊
上午，北京的老朋友郑鸣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意进京发展。我对此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不觉惊讶，便笑着问：“有何好的建议？”
对方说：“你知道我是干新闻出身的，现在兼着出版社社长很吃力。最近，上面又要调我去集团，我得辞去出版社的事，可上面对几个后备人选不满意，让我推荐。我一下想到了你，征询过他们的意见，问外地的人选可不可以，上面表示，只要合适就行。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考虑？”
我说：“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你想过没有，从外地调人很麻烦的。再说北京能人那么多，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他笑了：“这个问题不是没想过。不过，你可真够刁的，一下就抓着要害以守为攻了。对你说实话吧，起初我是找过别人，这个人你也认识，李岳辉。”
“他不是在一个部属出版社当社长吗？”我问。
“是啊，他这两年刚把那家社干得有声有色，不愿再来一次重新创业。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社，点儿虽不低，但规模不大、问题不少，关系也复杂。当初决定让我兼管，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权宜之计吧。”郑鸣不虚以掩饰，道着原委。
“哪里。”我说：“你一直与出版有牵连，虽说干着报纸，但对出版绝不陌生。当然，你的性格恐怕也是被选中的一个原因，外柔内刚最适于平衡各种关系和矛盾嘛。”
“说哪里话，”郑鸣发自肺腑地自揭老底：“干报纸我得心应手，可干出版社还真叫不适应。这一年多来，我才体会到你的不容易。不要说身陷其中有那么多的麻烦，就是各个部门的矛盾和摩擦，就够我一个头两个大的了。虽说选题啦、市场啦、效益啦、生产流程啦，报纸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性质不一样，单纯多了。出版社的发展规划要想搞像样了，还真不那么简单。再说，就是整天把我栓得死死的这点，也真叫难为我。”
电话那头的仁兄一气说了一大串，我第一次听他倒这样的苦水，不觉笑了，忍不住也就顺势消遣他：“你真叫逍遥惯了。无冕之王当上瘾了，受点行动不便的约束就叫苦不迭的。干嘛把出版社说的那么恐怖呀，即使想卸任，也不致这么褒贬吧？”
郑鸣说：“这叫各练一功！合适的事得找合适的人干嘛。你不觉得难，是因为你在出版社干了这么多年，驾轻就熟。更不要说你的思维活力与操作能力，圈内人有目共睹，自然是和我的体会不一样喽。”
“你先别说那么多，”我截断了他诱导式的恭维：“有经验不一定就准能做好一家出版社，再说，人际因素的干扰和制约……”
没等我说完，郑鸣打断我的话，说：“我是真想推荐一位干练的社长，要想做好事，没思路显然是不行的，没有职业出版家的追求就更没戏！再说，”他迟疑了一下：“人挪活树挪死，北京的氛围与天地毕竟要活络得多，也大得多。你那儿……”
我知道他话中有一份对我的关心。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没做过这方面的考虑，于是便说：“让我想想吧……”
挂了电话后，我的心开始晃动，在机会与选择面前，我无法不受到蛊惑，特别是当前面临这样的处境，郑鸣的话无疑敲在了我本就承重不宁的神经上。
其实，仅就干事而言，是真没什么可犹豫或畏惧的。若说国有出版社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从某种意味上讲，那叫大同小异，解决起来并非没有办法。何况北京的许多社都分属于不同的部委和机构，相对灵活，不像地方大凡隶属于出版局，一统天下，有着婆婆管束小媳妇的严苛。另外，就我的个性而言，也并不是怕困难的一类。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本就是个自找苦吃的人。想当初，从部队转业时，那次命运的抉择也算得上是一种证明。
1986年时，部队精简整编，带来了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可以说，几次正式申请，终于有了契机。不过，当脱下军装时，也有了一种陌生的茫然。彤非和我都不想再干老本行了，但是最终能否进到合适的单位、找着合适的工作，心里也没数。
惑 31（2）
在等待分配的那段日子，经朋友介绍，我先到人事局帮忙。说白了，那也是人家对我的一种考察和试用。那年月，人事局不像今天，还排在龙头老大的位置，进人是相当挑剔的。彤非对此不感兴趣，在家歇着，还美其名曰是度次长假。我闲不住，想找找感觉，于是独自前往。在试工了两个月后，人事局决定留我，家人听了自是觉得还行，但我却已决定放弃。当时，主管局长先是让两位处长跟我谈话，没说动，便亲自谈。他费解，别人打破脑袋想往里钻，可竟还有人不愿意留下，他要我给他一个理由。
面对局长，我毫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说：“很感谢领导的器重。不过，我这人个性太强，不适合待在衙门里。我更喜欢书，喜欢和纯粹的文字打交道。我想进出版社。”
局长看着我，明白无误地告诫说：“这里比出版社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何况，在这里也埋没不了你对文字的兴趣和能力。”
“不一样的。”我说：“在机关待长了，我怕……”
“怕什么？”他质疑地审视着我。
我没敢说出怕沾上一身的衙门气，磨灭了灵性。一笑：“我不是个好人选。局长，让我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吧，对我来说，难得有机会自己做一次选择。”
局长没再勉强我。
当然，后来我听说，私下里顾卓大哥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最终我是如愿以偿地进了出版局，而后是出版社。虽说最终没有进到心仪的文艺社，但总算没有留在一个有着巨大磁性的名利场中。我庆幸能到一个可以保留点天性的环境中，于是也情愿从最底层做起。
就这样，一猛子扎下来，十几年就过去了。在我干得最顺手的时期，外界开始注意到我的活跃，有人像这次一样，邀请我进京去发展。当时，我真动了进京的念头，便与老社长做了一次恳谈。
面对一贯宽容的老社长，我说：“谢社长，风华社现已经迈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只要保持轨道的正常运行，后面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预期。张智的编辑业务能力很强，脑子灵活，是个不错的副总编辑人选；陈尘的管理能力很好，经营也有潜力，可以培养做副社长。你的身边有这么一些能干的下属，我想我挪动挪动地方该不是问题吧？眼下，北京邀请我去尝试一种新的挑战，我很想试试，所以希望您能同意，给我这个机会。”
老社长沉吟许久，他的不舍我是能够理解的。几年来，我与他工作之间的默契配合，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书记楚牧天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可一年多前，楚牧天调走，这让他觉得不免折手，为这他当下与钱唯强谈让我接手总编辑的事，说社里的书记他先兼着为好，这样工作起来会比较顺当。还说我本就一直在履行总编辑兼副社长的职责，现在需要顶上来了。许多人都羡慕谢社长的长者风范，说一直以来他给了我极大的个性张扬的空间。我何尝不知，果真如此。否则风华社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中有如此长足的跃进，不可能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出现异军突起的一些亮色，而我也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清楚，天底下的事向来不是一两个人的高明就可办得妥贴的，我们是赢在了少有羁绊这个做事前提上。对于这个，老社长何尝不是充满了感慨和留恋。
此一时，谢社长讲出了一个担心，让我也平添了一分忧虑。他说：“我再有一年就退休了。此时你若走了，后面还有谁能马上接任我这个社长的职位呢？这个社，我们费了不少心思，为的就是能谋求更大的发展，能够给大家留下点什么。你既然要去外面挑大梁，为什么不留下来为我们自己的社多做点事呢！”
我理解老社长此刻的心情和心愿。他们这代人，对事业本就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就像我从爸爸和汤姆叔那里感知并同时接受了的一样，好像那是与生命连在一起的东西，分不清哪个属于自己，哪个属于社会。我也不清楚，在我这个年龄的人中，是否还有像我这样会为这么一种情结而感动的人。
惑 31（3）
想着风华社从弱小一步步走到今天，不要说是参与了全过程，有过那么多的艰辛与付出，就是想想甘苦与共的每个人，我都觉得自己肩上负有某种责任，对大家有感情。但是，看看周遭的人与事，我总觉这想法过于一厢情愿，出发点与环境背景有着某种不相协调之处，说不清其中潜藏着什么。再说，北京毕竟是太具感召力了，那个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大时代所有鼓动人心的魅力，有着一种魔幻的色彩。我说：“我并不在意挑不挑大梁，可是我喜欢一种富有动感的大舞台，我希望在这个大时代中能够触摸到它的韵律，有一种生命激荡的感觉。苇城似乎是少了点什么，也许就是一种氛围，总觉走不动，也跑不起来。人们在意的东西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曾经的努力是否在未来还能延续，不知道把风华社当成家和一份事业，是不是过于天真和不切实际。而我不想在这个有着无限创造可能的时期，失去生活着的感觉，也不想放弃参与创造的机会。”
记得楚牧天调走前那个小范围的告别宴上，他曾不无忧虑地提点谢社长，说：“眼看着闻局长就要退休了，后面估计会有不少变化。现在我又调离风华社，老谢，你身上的担子可就重了。”
楚牧天的调走，应该说在外人眼里是值得羡慕的。他调市委党校任副书记兼行政副校长，提了半格，相当副局且不是可有可无。但是，楚牧天心里却清楚，他这次的提升，是钱唯强想要改变风华社“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否则，他才不会那么尽力地向上推荐，并通过旧日关系运作上层，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的。
所以，楚牧天预感到他走后的情势不会像过去一样顺畅了，便提醒着老哥。
此刻，老社长也明白我在说什么，只是他不像我那么敏感。或者说，他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点焦虑。便说：“关于风华社，我会去跟局领导认真谈的。至少有一点你不该质疑，那就是任何时候都需要能够干事的人。且不说在观念上局领导与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仅就历任领导自身的政绩考虑，他们也不能完全不顾及下属企业的兴衰。这两年，在闻局长退了后，虽说我们是干得难了点，可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事。这也正应了事在人为的话。再说，你就是到了北京，也不见得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那儿，人生地不熟的，恐怕更难招架。反正，不管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不希望你现在离开。”
……
真正动摇我决心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