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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孀牛髯拧�
七、不该参加这场运动
新年来临，名人要发表贺词，报刊也有社论，告诉人们过去一年的成就，预告新的一年要做哪些事。这一天在学生时代是幸福的。除夕联欢会直开到零时钟声响了，一时鞭炮齐鸣，大家拥到操场跳舞狂欢，庆贺新年诞生，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带着欢喜和期待，倾听新年嘀嗒嘀嗒的脚步声。1976年的元旦，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看不出有新的迹象，感觉不到有值得庆贺的成果和将要寄托的希望，只知道日历又换了一本，那封面是新的。还有就是到街上走走，看有否在节日放映新的影片，水产店里有否供应新鲜的鱼，百货大楼有否在节日倾销廉价商品。
平静中传来悲哀，1月8日周总理去逝了，中国从此失去一位最英明最能干的管家人。举国哀鸣出自人民肺腑，群众自发表露的悲伤，比起政府体现的悼念要强过十倍。外国报刊对他的评价比起我们官方的赞颂又强过十倍。我猜测他是在困窘中逝去的。报纸上不指名的攻击越来越明显，他的思想和主张受到极大的束缚，他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夺走。如果他不逝去，最好的结局也许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元老”。上帝终于安排他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纯洁高大。他还是作为“第二号人物”逝去的。
那些靠“现代化设备”爬上去的好汉们，高高在上傲视周围的一切。然而那“功绩”十分可笑，在众人眼里没有半点羡慕，只有幼稚的小孩和愚蠢的人才对他们狂呼，就连还在半山腰艰苦攀登的人也卑视他们。任何时候只有经过艰苦奋斗，经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才值得大家尊敬，唯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革命者；才是一位政治上名符其实的“登山健将”。
总理去逝后，当时许多人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未来”两个字在人民心中不停地盘旋，政治上的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幸被卷进那场一时难于分清是非的运动中。但是，我却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尝到革命者遭遇失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认识了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
那场运动从现在看是荒谬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对我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旅程，比起那些识时务的“俊杰”，其实是得到许多。不动，自然不会有自身的过错，因动而有了主观或客观的失错，并不奇怪。幼稚的没有经验的新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贵的是它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那些自己不动而嘲笑因动而失败了的人们，才是可悲的，于人类于社会都毫无益处。我虽是损失不小，从整个潮流中，从人心所向中，证实它是错误的，我仍不后悔。即使我曾经无知地支持过被称为“极左”的东西，我还是比那些“聪明”的人更有体会。我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坚定了信心：社会向着美好的境界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我可以坦率地来谈一谈这一时期我的真正动机，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真面目。
1975年我的那位在县革委会任职的同学被“五不准”在“学习班”里，他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同情和帮助。我这人虽无冯谖为孟尝君设计之才，却有侯生为信陵君杀身祭义之德。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也是道义上应该做的。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安慰他的两位年迈的双亲。我认为地方上的“清查资产风”往往带有派性的报复。那几年的政治腐败，责任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领导层的权力争斗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无论谁置身于那种环境都免不了要犯错误。当时对其他人的攻击我尚不明事理，没有发言权，唯独对我同学的诬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为他辩护。这就难免在学校中跟个别人产生舌战，由舌战而动了气，有人就说我是“干部的附庸”，“抱干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称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势利”。其实有的人虽从知识界来，在社会上受到几年世俗的污染，又极少认真读书，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秀才”，表面清贫，又见财就爱；说是疾世，却一心响往官场。这种人是真正害怕权势的，虽对敢于反抗暴政的英雄，也会称赞几句，却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后，一者准备走散时跑得快；二者预备追查时，可以说是“受蒙蔽”。然而大家胜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准”了；大家失败了，他可以反过来骂别人“傻瓜”，庆幸自己“好幸运”。跟这样的人交锋，我从心底里动起怒来，我也就在他们当中变得十分孤立，成为嘲弄的对象。
不久，随着两报一刊连续发表的一篇篇社论文章，我敏锐地料到将有一场新的运动。我也希望看到一场暴风雨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果然，1976年2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作为一名群众，理所当然对政府发动的运动寄于热望，以为它将打破一个阵旧的世界，把社会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象它有时竟是一场倒退。我一方面为同学的“解放”高兴，一方面为自己预见的准确沾沾自喜。不够，我心里还是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顺从的国家干部，理应听从当时中央的号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来的，谁敢怀疑。但是现实总令大家摇头，看不惯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曾经劝同学乘此摆脱政治舞台上无聊的争斗，双方的作为群众看了都恶心。可是他在喘过一口气后，由惊恐失望转为发泄和报复。我以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难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对。何况我的话在他的心目中还是轻的，他自有一帮官僚派友，他们更常在一起商讨策划。
后来我也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借助他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角？我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干得比当一名教师更出色。历来那些当官的就因为他们眼里老盯着官场，一有机会就爬了上去，并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目标隐藏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许在官场上我将更有机会找到发表我的文章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他明确表示不会将我忘记，那时县里正需要几位摇笔杆的人。我决定创造一个供他推荐的理由，同时也出于当时认为是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拥护，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和听从，包括对党的忠诚，我投进那场一时分不清黑白是非的运动中去。
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社会上一伙人的胡作非为，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我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但是有人开始散布我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
后来，我的一位“战友”没有和我商量就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大字报。有人就抓住时机进行反击，从墙角挖出几点黑暗的东西，大吹大擂，企图掩盖光明的一面。本来对手的攻击并不足惧，遭到伤害也是原先所愿意的。但周围的人给我冷漠、误解，令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还有同伴中也有人屈服于压力，帮着从背后拉我的衣襟，才更令人寒心和恢心。一位跟我一起拉开序幕的人，见势不妙躲开了，在幕后慌忙叫我停下。于是嘘叫声除来自台下的，还有台上的。那台下的倒叫我更加冷静，唯有台上的十分撩乱军心。“战友”跟我吵了一阵之后，一心在等待我的狼狈下场，以证明他劝告的高明，或者等我一败涂地，再出来发一通大慈大悲。事实又替他说了话，一些人撒手不干了，一些人在欢笑，在更加卑视我，把我看得愚不可及。我成了人们讥讽的对象。我知道有一种人，胆小如鼠又昏暗无比，活在世上如同掉到魔窟里一般，感到阴森可怕，好象所有人都扼着他的命运，整个世界都险恶恐怖，人人如同魔鬼一般狰狞。从他口中跑出来的都是阴险诡诈的家伙，个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干着损人利已的事。听了他的话，简直世上无一是处，到处在互相吞筮，陷害，表面奉承，背地尽是捣鬼，想方设法欲治对方于死地。我痛恨这一切，这种人既不想创造历史，又不敢反对历史，只会在暗地里放流言蜚语，毒害勇士的心灵，拉勇士的衣角，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就不净的空气搅得更加混浊。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菅菅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我想，战士“未死”之前，苍蝇们还是安静的，一到“战死”，那些“完美的东西”才胀起翅膀，以为到了它们大有作为的时候，以为它们比战士更勇猛。蹲在墙角看别人革命的人，正是这样一群“完美的东西”，他们一心在寻找革命者的辫子，一旦相到便立即跳出来，抓住微弱可见的一点，以为他神机妙算，可以装得比革命者还高贵。
我不后悔我做的一切，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我确实是幼稚的，十分没有经验，不懂得斗争的艺术和策略，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不知道做舆论工作，只会凭一股正气进行争斗，企图获得“公理”和“正义”，一点不懂得欺骗和诡诈，这怎能没有失败？我本人更没有具备领袖般的号召力和引人尊敬的品德。我决不是一位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我热情，有一股积极向上，十分旺盛的生命力。我不怕失败，我觉得错了也无所谓，总比不干的好。我了解自己，决不是一个坏人，我为什么要向失败低头？
家里的人对我在这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极为惊恐，认为我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好心劝告”，束缚了我的手脚，使我平添了更多的烦恼。
一天我回家已经很晚，见父亲和叔叔正在房里窃窃私语，料到他们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知道他们只能谈谈而已是不敢有所举动。抱着一种爱护的心理，觉得人民受骗太厉害，希望他们心里清醒一点，便把刚得到的一条“重要新闻”告诉他们。他们先是满足于知道“内部消息”，表现出许多惊讶，待到估计我的话已经讲完，他们的震惊也恢复到常态，便立即悟到这当中的“危险”，不放心地再三交代：“千万不能对别人讲，这是要掉脑袋的。”这话一下使我清醒过来，不再言语，默默回到自己房里，心里懊悔极了。也许父辈认为我心里藏不住话，对我不放心。我更悲哀他们是这样懦弱，虽是小心，却小心到让人看得出来，实际上是要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也悲哀自己，无端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消息，既得不到讨论，又得不到启发，还要受他们的不信任。
一会儿叔叔到我房里来，后面还跟着父亲，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叔叔却忧心重重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写大字报了。”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