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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他说：“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行健，你记着，有些人做事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尤其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民族。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记着……”
说着，他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记着，每个人活着都会犯下很多错误，我们总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让别人受到伤害。其实——你记着——当一个人犯下错误，受伤最深的是他自己的心灵，所以他最对不起的人是他自己，而不是旁人。你记着，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他犯下错误千万不要因此难过，而是要设法改正；也不要忏悔，而是要设法避免下一次发生。”
“事实上，他是应该去忏悔的，而忏悔的目的是为了改正，事实上也应该改正，改正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点点头，他说：“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陪我。”
当他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我心头又升起了那种决绝而又无言的伤痛。
我们两个人都喝得沉醉如酲，然后站在在那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告别。
随后不久，我考入燕京大学。将要入学的前几天，我在镇上收到金先生一封电报。当我火速乘船赶到临清时，才知道张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得的是一种发作起来会让人感到很痛苦的病，而且这种病是一种不治之症。在今天看来，当是“癌症”一类。这时我才突然明白，那天中午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么多话。那是一个人在生命即将熬尽的一刹那对晚辈最后的叮咛吧。
我没有哭，只是用手碰了碰他已经装进棺椁的身体，然后看了看那苍白而平静的脸，心里慢慢地对自己说：“再见吧，但愿你从此能够得享安宁。”
金先生在我暗色的中山装别上一朵白色小花。我到大街上买下一个小小的花圈，写下“张先生千古”几个字。这时，又想起孙中山先生挽刘道一先生的“谁与斯人慷慨同”，就写了下来。那个花圈在众多挽念张先生的祭品当中显得是那么地微小而丑陋。
事毕，金先生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箱子，他告诉我张先生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是要把生前所有学术著作全部留给我。在接过那沉甸甸的箱子，金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也许，今天你还不会知道，但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张先生给你留下了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
第二天跟金先生道别。我们一起沿着学校长长的林荫道行走，走到大门口，我停住脚步，无不忧伤地对他说：“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人生何处不相逢，”张先生挥了挥手，“走吧，走吧。”
我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去，看见金先生瘦长的身子仍站在门口望着我。我冲他摆了摆手，他才笑了笑，转过身去。等他的身影消失了，我回过头来，泪水哗哗。我没有马上上船，而是提着那个大大的藤条箱沿小路一个人来到河边张先生墓前。那里，杂草丛生，我放下箱子，跪下，号啕大哭。心头那掩藏多日的忧伤如江河决堤般一泻而出。
生命的逝去竟是如此地轻易，这多少会让人感到活着的宝贵。我拔光张先生坟周的杂草，喃喃地说了声：“您安息吧”，然后，踏上了北上的路程。
一个人活着，总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这个世界，但他却无法看到世界里真实的自己。因为，当别人生活在我们的视线里的时候，我们也正生活在别人的视线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对位置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
在那个秋天，父亲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他一是为自己的儿子能考入燕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而深感骄傲，二是那一年母亲生下了一对双胞儿女。但高兴之余，他也难掩心头的哀伤，那是因为秀林的不辞而别。当我告诉他秀林已经去了英国时他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是在知道真相之后逃走了。
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的母亲和秀林的新婚妻子张芳允对秀林的离家出走一无所知。那一年中年得子的母亲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之中。她似乎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了。父亲给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各自起了名字。儿子为大，名汉平，字知非；女儿为小，名东平，字宛晴。我想，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字的时候，他一定是想起了“知非胜知是”这句古话。
在我动身之前，那是1952年，父亲写下一封书信，让我去北京时绕道天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让我去看看俞白，并让我那未来的岳父大人俞子安认识认识他这个未来的女婿。虽然，我知道这已经来不及了，但我什么都没说。在我将要北上的前几天，老迷糊突然在傍晚时分来到我们家里。父亲对这个不速之客很不欢迎，不过，他从来都不会做出冷淡别人的举动。他沉着脸简单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老迷糊一身破衣烂衫，他笑了笑，指着我对父亲说：“我来看看行健。”
父亲什么都没说，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默许，于是我跟着老迷糊出去了。他带我来到河边，一边走一边说：“孩子，你长大了，该是让你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了。”
这让我想起了秀林曾经跟我说起的那些让人感到难过的话，我迫不及待地扯住他的身子，问：“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不是家里的亲生儿子？”
看起来我的话有些出他的意料，老迷糊站住，想了一会儿，才乜着眼说：“谁告诉你的？”
“你不要问这是谁告诉我的，我只想问你，我到底是不是家里的亲生儿子？”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么？”
“很重要。”
“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行健，你先听我一句，今后无论你知道了什么，都要学会去宽容。”
我没有说话，老迷糊又想了一会儿，才说：“那我告诉你吧，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对这事千万不要过多纠缠，”然后，他才用一种无比平静的语气说，“你确实不是你们家的亲生儿子。”
“秀林也不是么？”我问。
“不是。”
我的头在突然之间大了起来，像是飞进了许多看不清的小东西。但那仅仅只是一瞬，很快，我就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平静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在听到这个始终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崩溃的消息时，我却表现了出足够的冷静。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秀林毫无根据的猜测。
我问：“那我到底是谁？”
这时，老迷糊低下头去，陷入了一种不由分说的沉默。
“你不能告诉我么？”我又问道。
他用破烂衣襟擦了擦手，还是没有说话。
“是不是本来我们应该有很深的恩怨？”我问他。因为我想起了秀林说过的那些话。
这时，老迷糊看起来有些慌乱了，“说来话长，说来话长，不，不……”
“你骗不了我，”我淡淡地告诉他，“即使你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这些年，我发现家里的秘密太多太多了，但我却不能一一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与我的身世有关。秀林已经走了，我知道，如果不是心里很难过，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孩子呀，你先学会去宽容吧！”老迷糊站在我身边，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这让急于知道真相的我心乱如麻。我几乎就要在他面前跪下了，但他却还是不动声色地重复地说：“你先学会去宽容吧。”
最后，我们一起来到河滩滕家那片大大的坟地里。他指着一座孤伶伶的长满野草的小坟，老迷糊说：“孩子，什么都不要问，跪下磕几个头吧。”
我一言不发地按他说的去做了。我认为，只有对他言听计从才有可能让他说出一切。我已经认出这就是那个当年整天在镇上晃来晃去的疯女人的坟墓。待我起来，老迷糊又一次说：“记着，今后无论什么时候，当你知道了这是为什么，我劝你要先记住两个字，宽容，记着，宽容。”
说着，他迈着一瘸一拐的步子走向远处，我呆呆地立在原地，眼前出现了当年疯女人在大街上追赶小孩子的模样和她那撕心裂肺的嚎叫。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跟她有什么渊源，但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肯定离不开这个可怜的女人。想到她，我的心就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剌了一下，钻心地疼。它一定流出了很多血吧。后来，那些血都上升到一个不能下降的地方去了。
这时，在远处，河湾北面，走远了的老迷糊又唱起了那首不知已经唱了多少遍的让人感到心酸的歌：
“小路弯弯小路长，
曲折曲折九回肠，
路头通着神仙府，
路旁埋葬爹和娘。
天当被，地当床，
老天爷爷的破衣裳。
娘生儿来爹娶娘，
娘想娇儿泪汪汪
……”
第六卷3
我并没有走水路，而是由陆路从青城北上德州，然后由德州乘火车经沧州天津前往北京。我忘了父亲交给我的那封信，所以，也没有按父亲的意思去天津看望我那未来的岳父大人。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充满了求知的乐趣，这样过了半年，直到放寒假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父亲那封信，便决定硬着头皮去天津。收拾好东西，从张先生留给我的那一大堆东西中抽出一些手稿，我动身前往天津。
对于北京来说，天津这个城市是那么地平凡，而觉得这里的气氛对于我们这些平常人来说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奇迹每天都在发生，就当我刚刚走下火车，竟奇迹般地在车站遇到了杨易之，我那的性格温和的朋友。
那年冬天，我中山装里面套了一件母亲做的小棉袄，提着一个大大的皮箱。我觉得自己就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装，满了爱国的热情。在大学半年时间里，我学会了恭恭敬敬做人，并在大师们的教导下开始试着用一些规则约束自己。一个人，分明要培养一种与众不同的性格，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所在。他应该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一生应该有所累有所不累。他应该痛苦，应该快乐，也应该为生命感到忧伤。
当我们认出对方，便情不自禁地在站台上大叫着拥抱起来。同就读于东北大学的他于异乡相逢，这感觉就像饮下一杯快乐的酒。我们在候车室坐下，谈起临清一别后各自的境况，大家都觉得活得不好不坏。当问起他为什么会在天津的时候，杨开初说：“我已经搬过来跟父母住了。”
这时，我和记起原来他一家人都是在天津的。
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吧，到家里去。”
我向这个热情的人说出了自己前来天津的目的。他笑了笑说：“你们有感情么？”
我没有说话，看着他那张因平静若水而显得十分儒雅的脸。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我。
“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我说。
“这不符合你的性格，”我的朋友提过我的大箱子说，“走吧，跟我去，先到我家里去住几天。”
于是，我不得不答应到他家里看看。原本我是想到那里看一下就去俞白家的，但杨家人的热情让我不得不在他们那里住了下来。杨叔叔是一个看起来跟父亲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人，他瘦长身子，冷削，严肃，而且带着一种逼人的威严。这让别人觉得好象总是跟他有一段距离，好在我早已经习惯了父亲那待人的态度，所以也不会对他少见多怪。杨易之的母亲看来届跟父亲很熟，当杨易之提起我的时候，她马上像回忆起一串美丽的往事般地对杨叔叔说：“看，这孩子看起来多像承训呀，想想，当年我们一起在日本……”
她的话让我觉得她当年跟父亲也是留日的同学。我看了看这个个子不高，看起来很很标志也很端庄的中年女人。她的表情是那样的乐观与慈祥。这让我想起了因为死了几个儿子而变得有些呆滞的母亲，心底便升起一种难言的悲伤。杨阿姨得知我在北大读书，便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有前途。”
他让杨叔叔给父亲打过电话，告诉他我要在他们这里过年。父亲在电话里先是责怪一番，最后答应下来。他在电话里问起我有没有到俞家去过，我说正准备去。他听了，叹了口气，不过什么也没有再说。
我们自然提起了俞家。杨阿姨有些惊讶地问：“行健，你是说你已经跟俞家的小女儿俞白定婚了么？”
我点点头，她说：“那可是一个好孩子呀。”
我问：“阿姨认识她么？”
她点点头，说：“她和她姐姐俞玄都在我的班上。”
这时，杨易之才告诉我，他的妈妈是南开大学的外文教师。我让我的朋友明天陪我一起到俞家去，他征求了父母的意见，便答应了。杨阿姨让杨叔叔给俞家打个电话约好，杨叔叔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吧，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做吧。
杨阿姨看了看他，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低下头去，一副不是太满意的样子。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跟杨易之在一起我们自然谈到了书法。看起来他比以前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不过，我们很快就在很多地方达成了共识。这说明我的朋友在这半年时间内并没有改变多少。一个人没有改变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