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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兵权（3）
高冕
在曾府当参谋，是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军事历练时期。追随曾国藩读无字之兵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李鸿章雏鹰翅膀逐渐变硬。心高气傲，渴望独统一军打天下的李鸿章，不甘久居他人篱下，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飞出鹰巢、翱翔蓝天。
机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逝，抛下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随后发生宫廷政变夺得政权的慈禧、奕，为支撑大清王朝这个四处透风的老旧破屋，更加依赖汉族地主势力，委以曾国藩更大权力，命他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并掌有节制巡抚、提镇以下官员的大权。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夺取湖北、保卫安庆战役失利后，进行战略调整，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策略，调过头来猛攻浙江、威逼上海，试图将富庶的苏浙两地经营成太平天国的战略后方。兵锋所指，上海官绅惶惶不可终日，一边向英法等列强“借师助剿”，一边火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请救命之师。上海人做事精明，在曾氏面临初次碰壁后，探知李鸿章是曾氏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晓以利害，在他身上做文章。上海富甲东南，“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骤，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而且一旦占据上海，还可对以天京（南京）为核心的太平军形成夹击之势，可谓一箭双雕。李鸿章动心了，积极替上海官绅代表帮腔劝说，曾国藩这才幡然动心。分兵援沪，谁为主帅？对此，曾国藩颇费思量。开始，他想把这桩好事留给胞弟曾国荃，派李鸿章等人辅佐他。哪知，被曾国荃断然拒绝。李鸿章积极争取，“欣然以肃清自任”。曾国藩有些犹豫，笑道：“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已历练成熟，深知机不可失，鹰眼锁定猎物，遂“坚请赴申”。但他怕曾国荃日后省悟过来嫉恨他，欲擒故纵，写信给曾国荃“固请”其担任赴沪军主帅，曾国荃依旧予以拒绝。这时，曾国藩将李鸿章统兵赴沪好处看得更为透彻，此举除能占有饷源、夹击太平军外，还可招募淮勇组建一支新军，解决湘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实现上年秋萌发的设想。曾国藩遂铁了心，任命李鸿章组建赴沪之师。李鸿章说干就干，先是网罗老家庐州一带旧有悍勇团练，把他们改编为淮军。仅两个多月，五营淮勇就集合在李鸿章麾下：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一个营五百人，五营二千五百人，而且大多是战守难峙的新勇，要赴沪开创新天地，力量单薄了点。李鸿章恳请恩师调拨数营湘勇，作为建军骨干。曾国藩有意将淮军建成湘军那样能征善战的军队，对弟子鼎力相助，慷慨拨给八营湘勇，其中包括将他自己的两营警卫亲兵。同治元年（1862年）淮勇初步成军，共十三营，六千五百人。二月，李鸿章陪恩师曾国藩检阅各营，宣告淮军正式建成。接着进军方式成了突出问题：如何率六千五百淮勇越过太平军控制的广大地区搬到上海？经过精心谋划，李鸿章决定“暗度陈仓”。三月初七日至五月，上海大亨们雇佣的七艘外国洋轮，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洋轮挂有洋旗，整个航程淮勇全部闷在舱底，无论如何不得露头，骡马军械随船起运。最玄的是过南京附近江面，两岸到处是太平军屯兵，江中还有太平军兵船来来往往，但不知为何，太平军始终没有触犯这些洋旗飘扬、形迹可疑的外国轮船。三月初十日，李鸿章进黄浦江抵沪。渴望蓝天的苍鹰，终于扑腾着翅膀，投进属于自己的天空。
李鸿章独统军队栖落沪滨之日，就是他官运大起之时。三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统兵抵沪十七天的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一跃成为从二品封疆大吏。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九周岁。回首仕途，其路漫漫。当年在京当翰林院编修，那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后来浪战于安徽，虽获得知府衔和候补道员官职，但均非实授，徒有虚名。因而可以说，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京赶考，到同治元年（1862年）统兵赴沪，在坎坷仕途艰辛跋涉近二十年，实际上仍是个微不足道的芝麻官。枪杆子里面出权力，簇拥他抵沪的数千淮军，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的举荐，使他隆隆直上、飞黄腾达。
上海易攻难守，但近代兵家都想占为己有，原因无需千条万条，只需一条足矣：上海是个大钱袋。军队与军费的关系，李鸿章看得很白，他直板板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咸丰年间，绿营与八旗军名义上每月饷银一至二两，实际上绿营兵每年仅发二至五个月军饷，八旗兵好一些，也未超过六七成，加之军官以各种手段克扣粮饷、贪吃空额，“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这使得士兵无不勒索钱财、捞取外快或自谋营生。李鸿章深知，吃三钱多皇粮的军队，是不能战胜太平军的。因此，他决意接过恩师曾国藩经常晃动的利禄旗帜，将曾氏湘军军额自定、饷源自筹、粮饷自行经理的高明招数全部搬进淮军。李鸿章不会当守着钱袋饿肚皮的傻子。他凭借掌握的军政大权，罗致敛才高手，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之策，横征暴敛，搜括钱财。当时江楚各省每年厘金不过百数十万，而李鸿章辖管的苏淞二百余里竟岁收厘捐达三百万。自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底，大体相当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期间，两年两个月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库总额为：库平银九百四十八万零二百零七两，其中厘金收入占第一位，为六百四十三万九千余两。这些数字出自李鸿章“恭呈御览”清单，很可能还是打了许多埋伏的。李鸿章甩开膀子搜括钱财，闹得鸡飞狗跳、商怨沸腾，连他自己也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他没有因此住手，因为无论湘军还是淮军都太需要银子了！
掌控兵权（4）
高冕
恩师曾国藩正亟待报效。抵沪半年，李鸿章就先后两次协济湘军九万两。但恩师对他的期望值更高，提出“每月酌提四万两，万不可减”。打仗就是打钱啊！面对恩师的狮子大开口，李鸿章一边将大批钱财输送给正在西线作战的湘军，一边大发牢骚、叫苦不迭。曾氏恩师送弟子赴沪前曾谆谆叮咛，“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恩师这话说的是啊，它落在李鸿章的心坎上立即生根萌芽。可是，要练兵练器、扩充军备，没有银子能行吗？银子尽给恩师征去了，弟子岂不喝西北风了吗？中国古谚说得好：“师傅领进门，出道靠自己。”到沪后抓住机会迅速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建立一支强大的李氏淮军，这一条李鸿章“奉为枕中秘”，并将它放在“性命根本”的战略高度，积极筹划，付诸实践。师傅要花银子，当如今弟子也需要花银子，而且正急需花更多的银子。湘籍大帅胡林翼赠给左宗棠的秘诀说得好，“聚人曰财”嘛！从同治元年初夏起，寻求急剧扩张的淮军，没有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而是吸收地主团练、太平军投降者、旧有防军为军队主体；扩充方式花样众多，既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投降者的办法，又采取请外国军官练军带兵、截留常胜军余众等办法，能用的方式一概用上。但李鸿章扩军并非饥不择食全无章法，有的则是原汁原味师承恩师的做法，比如组建骨干网络非常注意关系，用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织成血肉纽带。十五名淮军核心骨干，皖籍多达十二名，其余湘籍两名、川籍一名；有师生关系的十人，其中还有三个家庭七个兄弟。既用恩师之法，又不拘泥于恩师之法，这就是李鸿章！短短二三年间，淮军一下增加三十多个营，比初建淮军多出两倍以上，其中包括一营水师。李鸿章麾下的水陆淮军变戏法地成长，到同治三年九月，已达七万之众。
李鸿章采取“以沪平吴”之策，积极指挥淮军剿灭太平军。同治元年夏，李氏淮军在上海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一带，击败太平军骁将李秀成所率太平军，名声大震。翌年冬，李秀成所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所率湘军进行天京决战之际，李鸿章督率淮军及“常胜军”攻陷苏州，大肆诱杀太平军降众。李鸿章杀性之健，方法之巧妙，比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州娄门外军营，李鸿章以赐官授衔为名摆下酒席，宴请苏州太平军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掉八个领头者之后，早已部署好的淮军程学启部立即闯入苏州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被杀太平军和误杀平民尸横遍地，仅城内双塔寺院中就有三万多具血尸。屠城后二十余天过去了，一些外国人目击，这个院中“地上浸透人的鲜血”，苏州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李鸿章取得苏州之役胜利，对太平天国来说是雪上加霜。总理太平天国政事的干王洪仁叹息道：“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乘势而进，紧接着李氏淮军伙同“常胜军”攻下常州。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喝着太平军鲜血迅速成长，踏着太平军将士的头颅高奏凯歌，在剿灭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其重要作用重次于曾氏湘军。李鸿章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后，再次受到清廷重赏，被晋封为一等伯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攻陷天京后，总督两江、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所辖湘军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十二万人。曾氏兵权过重、势力过大，招致清廷疑忌。清廷遂采取抑制曾国藩，扶植左宗棠、李鸿章的策略，曾氏十二万嫡系部队四万拨归左宗棠、三万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而拥有水陆大军七万余众的淮军，仅做个姿态裁撤数千人而已。取得天京之役胜利还不到四个月，清廷就命曾国藩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处“督兵剿贼”，改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有军则有权。”在封建中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奉清廷之命为督军“剿捻”的曾国藩调兵、集饷。筹饷尚好说一些，李鸿章巧立名目，甚至想出“粪桶捐”之类的金点子，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至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为曾氏筹得饷银一千一百零六万九千八百零二两，期间还结余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充分保证了曾氏花钱需要。但一旦要调用淮军部队，李鸿章就不讲师生情分了。他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