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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器的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开始兴趣高，但技术差，叫做“别人不爱听，自己爱听。”如转化为自己也不爱听，那就失去了兴趣，到此终止。如能不离不弃，才可到下一阶段。
中级阶段：别人能接受，自己也入门，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也爱听。”到此阶段可以自得其乐。
高级阶段：别人觉得很好，自己感觉技有未精，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不爱听。”那是进入了“内行听门道”的境界，不练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你可以想象，一进入宿舍的楼道，耳中就充斥“初级阶段”吱吱哑哑的“音乐之声”时有多么的热闹。
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加上有班里的高手点拨，没多久不少人便达到了中级阶段。
都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的体会是，要达到此目的，最好掌握一件乐器，那怕是粗通也好。
我是笛子和二胡都练，也都练到了可以自娱自乐的阶段，能演奏一些简单的独奏曲。
我喜欢二胡的柔和与韧性。尤其喜爱刘天华的曲子。
“良宵”的恬静，“病中吟”的婉转，“光明行”的坚定，消去了我的浮躁。
我也喜欢笛子的清脆和激扬。
我爱吹冯子存的“喜相逢”，前几个乐句下滑的花舌音，如同激动的心在颤抖；每吹奏这一乐曲，我都感觉好像有一支温柔的手在安抚我心灵的伤痛，我在向我的亲生母亲倾诉，和远在天边的亲人相逢。
“荫中鸟”活泼富有朝气，用笛子模仿林荫中各种鸟的鸣唱，几乎能够忘我；仿佛自己就是那只小鸟，心中充满了快乐。
如贝多芬所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喜爱音乐的人是幸福的。
伟大的作家是高尚的人，与他们的精神交流也是我完成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
我那时看的书很杂，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名家的长篇小说，到诗歌、词赋以及传记、侦探、科幻无所不看。同学中也不乏同道，晚上躺在床上竞相背诵唐诗宋词是宿舍里的一乐。
当时翻译出版的俄国小说比较多，我喜欢托尔斯泰，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骗了女仆玛丝洛娃，始乱终弃之后使她沦落为妓女，书中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玛丝洛娃蒙冤服刑后的忏悔以及他人性复活的历程。作者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倾注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我总觉得，死了的人性是无法“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毕竟还是有人性。
契可夫的短篇犀利而幽默，看他的小说如同看一出喜剧，轻松愉快又耐人寻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描写人性的堕落，善与恶的冲突，都令人心灵震撼。
六一年出版后就热销的《红岩》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正直无畏不怕牺牲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我们克服当时种种艰难的精神支柱。
外公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我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其中古诗词中的“入声”韵就让我搞不懂，因为念起来明明是不押韵的。外公告诉说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用南方话念就押韵了。他让我用南京话朗诵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果然就非常的顺。
有一回我写信向外公请教干支记年的问题，他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信纸，虽用钢笔写就，但字字工整漂亮，如毛笔的小楷。为了让我能明白，除解释天干地支以外，从甲子开始，六十个干支组合按顺序排列，一个不差。这种近于“迂”的治学态度真令人敬佩。
我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即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挑战今日之我。我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吐故纳新，逐渐地完善自己。
在农校我们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发三块五的零花钱，我们戏称挣“三十五大毛”。这“三十五大毛”用于每个月的生活必须品后所剩无几，但毕竟除了衣物以外已不用家庭负担，我已处于“半自由半独立”状态。
学校的文艺社团多，所以每学期都有几次全校性的演出活动；每逢此时，同学们都像过节一样兴奋。男生最漂亮的演出服是白衬衫蓝裤子，把衬衫下摆掖在裤子里面，系上腰带，个个精神抖擞，十足的神气。
蓝裤子好办，白衬衫就难免有点问题。不是有的同学没有，就是有而太破或太旧，旧到几乎不能再叫“白衬衫”了。有人说白的再脏也是白的，那是和黑的比；要是旁边有一个更白的，那就比黑的还难看。我的衬衫就是这种情况，与别人雪白的衬衫排列在一起，极不协调。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只好向同学借。仅是民乐队演出还好办，可以在班里借，要是全班大多数人参加的合唱之类就麻烦了。有一次演出，我正为借不到白衬衫着急，一个同学自告奋勇，说他认识低年级的一个男生，父母在国务院工作，白衬衫特多还特慷慨，我求他帮忙，他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件几乎是新的白衬衫回来了。
我对这位不相识的同学产生了好奇。他瘦高的个子，是舞蹈队的成员，表演过舞剧“小刀会”里的“弓舞”，舞跳得非常好。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七八件白衬衫，谁向他借都不会拒绝。他父母的名字是保密的，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大家猜想一定是个高干。
国务院的大官也让自己的儿子上农校，我们对这个官还真有几分敬意。
到“文革”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注）
注： 刘允真，刘少奇与前妻王前之子。
五．思想汇报
由于我的进步，处分撤消了。丛老师鼓励我并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共青团。
我原来对加入共青团想也不敢想，一是受过处分，二是入团太难。我们班四十八个人，到三年级时才只有六七个团员。
但谁不想入团呢？团章上讲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胸前别一个团徽，那可是好学生的标志。
入团要写申请，申请之后组织上会指派一个团员为介绍人，然后要经常的与介绍人和团干部谈话，还要经常的写思想汇报。
团支部书记和我的入团介绍人对我都不错，也比较谈得来，我就怕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不但要谈对团组织的认识，还要结合实际，剖析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体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每个月起码应当写一份，表现好则要多写。班里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不少，有的同学一星期就能写好几份思想汇报。
开始还好写，我就把自己入学以后的错误加以分析，批判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批判之后，就不知写什么好了；不能不写，又不能讲空道理，只好挖空心思地找一些身边的事进行“阶级分析”：比如哪天劳动时怕苦怕累了，哪天运肥时嫌臭了，都可以归结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那年寒假，我在家里写思想汇报，是开学必须要交的。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奶奶给过我一支在路上拣到的钢笔，这也应当是占小便宜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件事，并加以分析批判。写完了爸爸恰巧走过来，他拿起来看了看，说：
“嗯，分析得不错，思想水平还真有提高。”
然后给我讲了一通要挖思想根源的大道理。我知道他一直在积极要求入党，写思想汇报一定是个内行。
过些日子我去大伯家看望奶奶，坐了一会儿后，奶奶看着我，欲说又止：
“无敌，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嘛…”
我一下子愣住了，奶奶怎么会知道的，难道是爸爸说的？
奶奶没有责怪，倒像是恳求：
“无敌，不要写嘛！那钢笔的事，你不要写…”
“奶奶，我不写了…，我不写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心里十分惭愧。
出了门，我在心里痛骂自己。我怎么了，为了入团让奶奶伤心，我这是干了什么！
奶奶没有做错什么，错了的是我，我真不该那样写。
从那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写思想汇报，丛老师以为我有了什么思想反复，找我谈了几次话。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只说是对入团信心不足。入团介绍人和团支部书记也热心地来帮助我，和我谈心。思想汇报后来还是写了，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懊悔。
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样做。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奶奶的心，那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记得五八年爸爸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奶奶心疼他，每隔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鸡炖给爸爸补身子，让他吃了有一年多。而他对奶奶又做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记恨爷爷和奶奶，是因为几十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婚变。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把我的思想汇报告诉奶奶，爸爸做出诧异的样子：
“我向你奶奶汇报你的进步嘛！”
我真是无言以对。
爸爸是很进步的。
他积极要求入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他让我看过他给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和简历，对他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
抗战时期他曾在“国统区”重庆旧政府的银行工作，集体加入国民党。四六年和表妹即现在的妈妈跑到解放区，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培训，四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大同盟”，四九年又退出“民盟”，坚持不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他在思想汇报中强调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
岂止是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比如“三反五反”中揭发斗争，“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更突出的是，在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坚决割“资产阶级尾巴”，要将南京爷爷的房产交公。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伯和奶奶才同意了他的革命行动。由于他的行为超前（“四清”运动中没有没收房产的任务），当地的房管部门起初还嫌多事，不愿意接收；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收条。
他多次兴冲冲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已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党支部书记已和他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谈话；但直到割完了“资产阶级尾巴”，他也未能入党。
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六． 下 乡
农校还经常组织我们下乡劳动。
三年级时，我们到房山县的窦店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
三夏劳动当时又称为“三夏战斗”，从六月上中旬开始，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是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子的收获、脱粒、扬场，以及玉米的套种、耕、耪等一系列田间管理。这一切全凭体力劳作，又值气候炎热，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比秋收劳动还要艰苦。
我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向麦田进发。收麦子有两种方式，镰刀割或用手拔。手拔虽比镰刀割慢些，但地里不留茬子，可以省掉翻麦茬的工序。
拔麦子看似简单，其实如练武功一样，一招一式马虎不得，否则要吃大苦头。
生产队长先给我们示范：两手抓住一把麦子，前腿绷，后腿弓，用腰和腿带动全身向后发力；不能仅用胳膊的力量拽，那样的话不到半天胳膊就得累肿了。手抓麦子也要松紧适度，不能在手里打滑，要不然手打泡不说，干黄的麦叶像小锉刀一样，能把手掌心割出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就在那次劳动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后来到吃药也吐，喝水也吐。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人把我抬上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医院。我在长辛店医院也不知住了多少天，终于能喝粥而不吐了，生产队的马车又把我接了回去。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我浑身无力，肚子开始有了饿的感觉。一位大妈端着一碗面走了过来：
“你准饿了，来，把这碗面吃了！”
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 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