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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母亲一直就喜欢养些什么东西，现在她又养起了十几只鸡和一头猪，不说能不能赚钱，单对她的身体就有很大的好处。她忙碌惯了，不让她干活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你也别埋怨她。你跟妈妈说，鸡下的蛋不要老是想着卖，何况又不是很多。咱们别的不常吃得上，可自家的鸡下的蛋总可近水楼台，不能落个种粮食的没饭吃的话柄，让人笑话。乐伢也正好可以补补身子，学校的伙食绝不会好，这个他骗不了我。
你的生日一过，中秋也马上就要到了，你让妈妈不要挂念，我虽然不敢说今年过年一定回家，但总不会拖得很久的，请她放心，就跟她说我在这里吃得好穿得好，又胖了好几斤。
好，其它的话留到下次再说，祝母亲的身体安康，祝你永远年轻漂亮，生日快乐！
愚兄字
1993．9．16于香山
晓萍收到安生的信时，已是九月底了。她对安生几个月便换一个地址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不过这次还是十分的高兴，也相信了安生真的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如果说还有什么担心的话，就是这一次安生会干多长时间。
吴大婶也有此同感，听了晓萍对信的一番介绍，叹了一口气，道：“这回安伢到底上了正路，就不晓得那事儿保不保险。”
晓萍一噘嘴，说道：“做医生有什么不保险的，总是多操心。”
吴大婶心里虽乐意，嘴里仍道：“他呀你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干得长过，像个冷热病似的。我嘴里说不操他的心，倒操他的心最多，从小就是他最不听话，想着法子哄我。到我死了才不操心。”
晓萍不高兴道：“妈，看你说些什么。”
吴大婶一笑，道：“不说不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晓萍又道：“高兴还骂他呀？”
吴大婶轻轻地打了晓萍一下，道：“是我儿子我当然想骂就骂，都想造反了不成？”
晓萍只好道：“好好，等哥回了，你再骂不迟。”
这一说把吴大婶勾得伤感起来，抹了眼睛道：“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等得到这鬼儿回来，一出去已经有一年了，哪里见他个人毛？”
晓萍道：“你不也说回来一趟要用好多钱吗？”
吴大婶道：“就你多嘴！将来你就知道疼儿是什么滋味。他就不晓得去了这久该寄张照片回，谁相信他说的话，长了几斤肉，哄鬼去。我要看了他模样才相信。当初哄我说去得不远，几千里地多时才到得了，又哄我不去多长时间，这一年都过去了，哪里见到他的影子？”
晓萍忙道：“哥难道就不想回吗，你还要这样说他。”
吴大婶哪里成心要数落儿子，疼都来不及，只是见到儿子来信了，一高兴就唠叨了一回，这一唠叨心里就舒坦了，于是口气软了道：“我何曾骂过他，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好儿，我还指望享你们的福呢！”说着就眉笑颜开了。
晓萍拿她没办法，让她乐着。
母女俩像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平常不但很少谈及安生，晓萍每见到吴大婶一个人在唠叨着安生的名字，还要故意不搭上话，免得又引得吴大婶一回长吁短叹来。她还不大理解母亲为何要如此的长吁短叹，骂一阵又疼一回的，神情也总没有个准。不过，母女俩在一起的时候倒也算默契，日子过得倒也算顺顺利利，并未生出什么事来。
再过两日就是晓萍的十九岁生日，按照楚阳的习惯，女子到了十九岁总要过得隆重些，因为过了这个生日，就到了二十岁，是个新的开头——告别少女时代，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晓萍自己倒没有感觉到这个生日有什么特别，吴大婶却看得格外的重。以往吴大婶不管儿子还是女儿过生日了，就做一顿好吃的，让全家人都美美地吃上一顿，今年晓萍的生日还没有到，她就早早地说起要给晓萍做一件新衣服。吴大婶最近一次做新衣服还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晓萍还没有学会做裁缝。
她跟晓萍说起的时候，晓萍马上乐了起来，说：“妈，你都这么些年没做过了，怎么想到突然要给我做衣服，我不是自己会了吗？”
吴大婶道：“谁说我不行，我做给你看，保准你穿了不坏。成天还嘻嘻哈哈的，过几天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女大娘老啊，趁我眼睛还没有花，给我女儿做件衣服也算为娘的一个心了。”
这一说晓萍心一酸，眼泪也差点掉了下来，说道：“妈，还是让我自己来做吧？”
吴大婶不乐意道：“就嫌我老了不是，想当年你们三个哪一件衣服不是我一针一线缝制的？”
晓萍委曲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吴大婶一叹道：“看着你现在这样子，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晓萍笑道：“妈你不是常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好看吗？”
“可不是，”吴大婶一脸的陶醉，掐了一下晓萍的脸蛋道，“傻女儿，这还用得着问吗？看看你自己就知道妈妈当年好不好看了。”说得晓萍脸上都起了些红晕。
之后，吴大婶真的说干就干，小萍的裁缝店里有现成的好布料，挑了晓萍最喜欢的颜色，就动手做了。吴大婶要给长大的女儿做一件好看的新褂子，就好像给她自己做的一样，乐得很，一针一线马不停蹄，恨不能一下子做成，然后穿在女儿身上，让所有的邻居看到，看得羡慕。她在这些遐想中果然进行得很顺利，除非感觉实在累了，还不肯放下手中的活计呢。
在晓萍收到安生的信那天晚上，吴大婶终于把衣服做好了，之后等不得熨烫，便让晓萍来试。晓萍试过之后，发现衣服大了点，但不忍心让吴大婶失望，连说合适得很，漂亮得很。吴大婶乐得嘴都快合不拢了，一边帮晓萍抹着皱褶，一面眯起眼睛打量着，晓萍故意摇摆着身子，她竟没有看出来。晓萍为了不让她发现，还趁夜里重新改了一回，改过之后就刚好合身，自然十分漂亮。
在晓萍生日这天，吴大婶早早起来，说是要到集市上买斤肉回做藕炖肉给晓萍吃，走之前没忘交待晓萍一定把新衣服换上。晓萍要自己去买，到底没拗过吴大婶。吴大婶不会骑自行车，出门都是靠着两条腿，集市离机械厂有三四里的路程，等买了肉菜回，她已经累得有些气喘吁吁了。
晓萍早早去路上接她，她自我解嘲道：“可不是真的老了？”
晓萍忙道：“这么远的路谁走都会累的，在路上多歇几次，不就少出许多汗吗？”
吴大婶一笑道：“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呀，家里只有你哥跟我一个性子，你和乐伢都像你那死去的老爸。”
晓萍惊地看着她，她似乎没有觉察到，继续说道：“我是最恼你老爸那个缓性子，比谁都慢，让他给家里那块巴掌大的菜园子浇一回水，没有大半晌午是回不来的。不过，你们比起他来好一些，做事像我。”
晓萍忍不住喊了一句：“妈……”
吴大婶一脸的茫然，之后似乎明白，神色也顿时黯淡下来，掩饰道：“不说，不说……”
晓萍把菜洗了切了，吴大婶歇不住，又上前来，道：“这些时都是你辛苦着，没有你这家都不知散成什么样子，今天该好好享一回妈妈的福。以后等你嫁了人就难得做一回女儿了……”
晓萍连忙把话拦住，气鼓鼓道：“妈，你都说些什么呀！我不理你了。”
吴大婶笑道：“我该死，怎么说这话呢，你不是常说要跟妈妈守一辈子的吗？”
晓萍道：“我说的是真的。”
吴大婶抚摸着晓萍的长发道：“我当然相信了，我的好女儿。”
晓萍的心里就像是灌了蜜似的。
吴大婶又想起了乐生，说道：“乐伢今天恐怕是不会回的了。”
晓萍道：“他现在是高三，学校抓得紧，每个月也就是一天的假，怎么能回。”
吴大婶道：“也是，学字要紧（她所理解的读书就是学认字了），只是他也像他哥哥，什么都不会做，更不会照顾自己。过几天就是中秋了，也不晓得他回不回。”
晓萍道：“学校中秋节又不会放假，大概是不能回的。”
“那怎么是好？”吴大婶道，“也不晓得他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碰上过节也不能回，这是什么鬼规矩。学字就是活受罪。”
晓萍笑道：“你不是常指望乐伢给你争争气，考个好大学吗？”
吴大婶一笑道：“读了几句书，都学会了跟我这不识字的妈顶嘴。”
晓萍道：“要不，中秋我到乐伢学校去看看他？”
吴大婶乐了，连忙说道：“那不是最好？到时我多准备点可口的菜，你带给他，要看着他吃，不然又分给别的伢吃了。看他瘦了没有，别为了那书把身体也搞没了，你跟他说，妈不望他考大学，身体第一，就是没考上，我也养他一辈子，别拼着命。还有就是看他的衣服脏不脏，你去了就把他的床帐被单全拆下来洗了，我才不信是干净的，一定都冒得出油……”
晓萍笑道：“妈，你就别说那么多了，你不说我也知道的。”
吴大婶开心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之后，晓萍说道：“中午就我们两个吃饭，不如把晓芹喊过来好不好？”
吴大婶赞成道：“也好，应该热闹热闹。”
于是，晓萍去找小芹。小芹是机械厂留下的家属中唯一一个跟晓萍年纪不差上下的女子，也是晓萍最好的朋友。她也是初中一毕业就没有再读了，现在机械厂做工。机械厂虽然早已经垮了，机器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机械厂的招牌已经换了，换上了“采石厂”，晓芹在如今的采石场倒也总算能找到些碎活干。碎活都是按天数算的，做一天便得一天的工资，如果幸运的话，倒也能挣上一百多元的工资，这个数目对于机械厂里的人来说，已算得一笔丰厚的收入。当然，这样的好光景是碰运气的，一年能得一两回就不错了，平时也就是五六十元钱，甚至整个月都没有活干。
这家县属小厂虽实质上早已破产，资不抵债，但由于县里有文件精神，说是要评上先进县就不能有工厂破产，按照县委苗书记的话说，就是本来美美的一件花衣裳，为什么就这样丢了呢。确实，就算不是件花衣裳，只要作一些缝缝补补，只要功夫到家，不但可以遮住要遮住的丑，而且还有可能缝补成一件几乎新的来。如果你要把那补丁撕开，露出原本的洞来，不但多多少少的体面没有了，更要命的是露出了原本不该露的隐私，自然不可如此这般。于是乎，机械厂经过一番风风雨雨之后到底是神奇般的在那些人手中“活”了——“活”在那些县里的光荣榜上，那些官们的嘴里。不但切实地活着，而且能活出许多的荣耀来，活出欣欣向荣、一片红旗飘飘来。前两任厂长就是因为“活”得出乎意料的好而被有关部门另眼相看重用提拔，到了更大的天地里去“活”了。
两任厂长的口头禅都是“敢想敢做，敢做敢想”，他们也果真是既敢想敢做，又敢做敢想。前一任厂长把厂里所有橇得动的机器全都卖了——这就是敢想敢做——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据说是收获颇丰，靠着那卖铁的钱造出了一年八百万的产值和几十万的利润。这些数字大概除了那些头们再不会有人相信，但厂长身上的金戒指和大哥大却不会是假的。有了这个甜头，接下来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打起了那些车间的注意——这就是敢做敢想。车间自然不会有人要的，但当年建那车间所用的红砖却有人肯收，于是厂长一声令下开始拆起了车间。无奈建得实在太久远，刚拆了一边，墙就倒了一大片，砖没取多少，倒赔了几个人的医药费，幸好没出人命。那厂长躲着自然再不敢出现，新的任命书倒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新官上任去了。
后一个厂长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有限的资源被前任都快抠空了，但只要敢想办法总是有的，于是他瞄上了机械厂所占着的一个大山头。机器没有了，车间也拆得面目全非，但那山上的石头却也能换成人民币。如果说，卖机器拆房子是用下蛋的鸡去换米吃，这卖石头却好像买鸡卖蛋——山那么大，石头那么多，几乎算得取之不尽。厂长说干就干，尽管剩在厂里的那十多个职工还从未干过这样的营生，可厂长深知人要吃饭的动力，没多少号召，就把这些人全都召在了一起，开始了新的一轮技术革命。工人们的革新能力总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不到半年，大山包就“革”去了一个大口子。工厂也在这近五六年里第一次出现热闹的声音，不是机器的轰鸣，而换成了惊天声声雷。这雷虽不是一声接一声的，成为迎接新生活的象征，但最起码改变了机械厂几十年来的旧景象。厂长一天比一天脖子红了，嗓门高了，机械厂也成了楚阳县企业改革的一面红旗。厂长在上面汇报了几回先进事迹抱回一叠奖状和一堆纪念品之后——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物质上的奖励也是少不了的——忽然脑子一活又有了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