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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遥祝故园人民生活幸福，遥祝我国的艺术事业兴旺发达！
《情怀巴黎》第一部分
海与风的对话（1）
德彪西在铁塔下倾听过东方音乐
海与风的对话…寻访德彪西
题记：德彪西是世界乐坛上的大家，开一代印象派音乐新风，在人生情感的旅途上，他经历了“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以惊世骇俗的感情经历“扬名”乐坛。
有人曾问起德彪西对家乡的印象，德彪西回答：“我不过是个圣日尔曼昂莱人，那里离巴黎半小时的路程。”其实，离巴黎三十公里的圣日尔曼昂莱城，德彪西的故乡，是一个风景秀丽、景色绝美的千年古城。
从我的家中出来，步行约两分钟，到民族广场乘去郊区的快线地铁，一直往西，无需换车，便径直到了音乐家的故乡。因为专业的原因，我演出或是采风，游览过不少欧洲的小镇。巴黎近郊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枫丹白露，一个就是圣日尔曼昂莱古城。
圣日尔曼昂莱位于巴黎的西部，法国许多传统建筑都坐落在这里，享誉世界的凡尔赛宫也在其中。巴黎西部如今已成为巴黎富人的聚居地，这也许是百年前的德彪西所想不到的。我们且边行边讲，一起进入音乐家的故乡，踩一踩生他养他的故土，听一听乡亲对他的评价，或许能会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到圣日曼昂莱小镇，是一个难得的艳阳天。花都巴黎的气候多雨，即便是春天也是阴雨绵绵，今天算得上“良辰佳日”了。在去往圣日曼昂莱的途中，只见欧式的民房和现代新式建筑点缀于层峦叠翠的林木之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竟然能结合得如此美妙，让人惊叹不已。我到达圣日尔曼昂莱车站，顺着出口的扶梯往上走，行还不到一半，便遥遥望见一座巍峨的城堡：深灰色的墙壁，长年累月积留下来的水痕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墙壁间有节奏的镶嵌着绛色的红砖，像是残阳夕照的云朵，虽然暮色掩盖，却不失娇美的丰韵。城堡的正面，是一大片花园，喷泉流彩，雕塑威严。我刚上得地面，便被它震憾的脚都不听使唤，浑然忘我地横穿马路，被几声惨叫的汽车喇叭拉回了现实。
圣日尔曼昂莱城老人居多，大概因为年轻人多在外奋发创业，而老年人多有资本和积蓄，找一个像圣日尔曼昂莱这样舒心惬意的地方安享晚年，也许，这便是圣日尔曼昂莱城老人居多的原因之一。
我正在按地图查找，旁边走过来一位先生，问我去哪里。听我说要去德彪西故居，他便招呼我跟他走。圣日尔曼昂莱城内老屋石路，曲径通幽，都市的繁华和喧闹都被融进了这清淳古镇里。刚才那座城堡，原来是法兰西封建时期的国王路易十三的行宫，法国历史上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便诞生于此。路易十四自即位起执政72年，可谓战功卓著，并且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凡尔赛宫。这位德彪西的老乡在执政期间，法兰西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属于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以太阳为自己的象征，将太阳和自己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配合起来，附在他所有的物品的名称之前，太阳王的尊号由此广为人知。即使在当今法国人所崇拜的历史人物中，路易十四的名字依然位居前列。
圣日尔曼昂莱人的另一骄傲，就是这里曾经诞生了音乐家德彪西。圣日曼昂莱人对德彪西的情感似乎更加质朴亲切，深入人心。路易十四虽然诞生在此，但其贵为君王，高高在上且遥不可攀，而德彪西则是真正从他们中间走来的“凡夫俗子”，德彪西作为乡亲中的一分子，人们对他充满了爱戴。
德彪西的故居，坐落在小城中心的佩恩路38号。我走到门前，才发现门牌写得有些怪：“克洛德·德彪西故居、政府旅游办公室”。我问服务员，她说原来的一层（中国的一层，法国叫零层）的门面被当地政府征作“旅游办公室”，这栋楼的二层（法国的一层）才是音乐家德彪西的故居。我按照服务员的指点，先穿过政府旅游办公室的营业厅，再转进一个豁亮的天井，沿木梯上二楼，便到了音乐家的故居，德彪西的出生地。
克洛德·德彪西生于公元1862年，他作为一代音乐大师，开创了印象主义音乐先河，但德彪西却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在他出生的那年，在家乡圣日尔曼昂莱镇开了一个小
瓷器店。德彪西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长子。有评论说，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一般，与父母也只是泛泛而交，这大概于德彪西特立独行的个性有关。德彪西故居楼梯口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而入，里面竟没有人值班。我刚进门，冷不丁被右边一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吓了一跳，屋里光线昏暗，待到我适应了细看，原来是一个穿黑衣黑裤白衬衣的木制模特，他脖子上打着领结，上面却没有装脑袋，标签上写着“德彪西演出时穿的燕尾服”，竟是一场虚惊！
德彪西故居的陈设已非原貌，屋里没有一张床。里面的两大间没有分隔，内外直通。外屋的摆设从左至右，依次排列着德彪西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的画像和照片。紧靠墙根的一排玻璃
橱柜，展示着主人的通信录和乐谱手稿，还有和德彪西相关的人的书信和图片。橱柜里第一份是法国传记作家加布里埃尔·穆勒关于回忆德彪西的信件，信件纸张有些发黄，文字有很多改动，字体却清秀潇洒。在屋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德彪西的童年照片：他头戴小绒帽，脚踩小单车，幼稚的表情还挺深沉。旁边是一幅铅笔画，画的是德彪西的导师，巴黎音乐学院教授马蒙泰尔先生。
马蒙泰尔教授，是十九世纪法国音乐界的一位资历极深的音乐教育家，在他的班上成长起了法国一代杰出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但这位享誉欧洲的倔强的老头儿，对德彪西却相当刻薄。德彪西的学生生涯，被老师们认为是“背离传统，离经叛道”的典型。教过他的马蒙泰尔教授，和声专家杜兰教授，著名作曲家弗兰克以及配器大家恩斯特·吉罗都对德彪西音乐方面异乎寻常的过分色彩化的描绘大为光火，连巴黎音乐院的院长昂布鲁瓦·托马斯也一样不喜欢德彪西。但德彪西还是比较幸运，因为这些老师们对他艺术才能的评价比较理性客观，得以使其今后能一生从事所喜爱的音乐事业。马蒙泰尔第一学期曾这样评价德彪西：“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具有艺术气质，他会成为杰出的音乐家，他将有一个无可限量的未来。”杜兰教授虽对德彪西很有偏见，但每当他看到德彪西的作业本总是说：“这虽然不符合法则，但很敏锐。”马蒙泰尔教授介绍德彪西认识了俄国富孀冯·梅克夫人，那位柴科夫斯基的著名的保护人。这使少年的德彪西得以远游俄罗斯，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特别是俄国音乐家穆索尔斯基的音乐风格对德彪西的影响深远。德彪西的成功，还得益于宽容大度的恩斯特·吉罗教授。当吉罗教授看到年轻的德彪西如此的创作态度对他的发展无益、并且会毁掉他的前程时，便提醒他“把作品留到将来发表，否则这辈子都得不了罗马大奖。”吉罗教授一面指导德彪西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一面又要求他适应大赛评委的“口味”，德彪西终于在罗马大奖中一举夺魁，奠定了他一生音乐事业的基础。这些教授们虽然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性情温和，有的成绩平平，有的成就斐然，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美德：为人师表，善待后辈。师生间虽然有成见，但是他们并不扼杀德彪西的创作个性，充分尊重德彪西的音乐理念，发挥他的才华。从这一角度看，德彪西的成才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法兰西教育理念的典范。
在德彪西故居的里屋，有几个巨大的玻璃橱柜，厨柜里置放着德彪西一生几乎全部重要作品的手稿。有德彪西22岁时获罗马大奖的作品《回头浪子》、有他的成名作《牧神午后》、代表作《佩利亚斯与梅里桑德》以及《大海》和《24首钢琴前奏曲》等等。德彪西给女儿秀秀写的《儿童园地》也放在了里面。秀秀是德彪西和第二任妻子艾玛所生的女儿，德彪西在《儿童园地》的献词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亲爱的女儿秀秀。”德彪西把这部作品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可见其舐犊情深。
德彪西以其非凡卓著的音乐才华享誉当世，名泽后人，也以他惊世骇俗的感情经历而“扬名”乐坛。他的感情历程可与法国著名的小说家莫泊桑相齐比肩。不过，莫泊桑一生未娶，而德彪西则在经过了一波三折之后“敢作敢当”，立业而后成家。后人有评论提到他在俄罗斯游学之时爱上了梅克夫人的女儿，可能因为身份悬殊的原因，只好知难而退。德彪西后来回到巴黎，与一位叫嘉弗丽·杜庞的姑娘相识，这个女孩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靠缝纫、洗衣赚钱供养德彪西，德彪西还是最终抛弃了她。因为这时作曲家认识了一位“窈窕动人、一头金发”的叫罗莉莎·泰克瑟的小姐，德彪西此时不惜与供养自己10年之久的杜庞分手。在此期间，据说德彪西也曾闯入罗丹的情人、著名印象派女雕塑家卡缪·克洛黛尔的生活，但是无功而返。嘉弗丽·杜庞得知德彪西与罗莉莎·泰克瑟小姐的关系之后，便以死相威胁，德彪西去意已决、不为所动，杜庞黯然神伤，只得悄然离去。德彪西随后有与罗莉莎·泰克瑟，就是被他昵称叫做“莉莉”的小姐结婚。事隔数年，德彪西又爱上了银行家巴达先生的夫人，并火速与她同居。这便是德彪西的第二任妻子艾玛。莉莉得知真相后如她前任杜庞一样以死相拼，并且开枪自杀，子弹没有穿过心脏，她活了下来。但德彪西主意已定，即使有很多朋友出面周旋，也无济于事，德彪西终于像离开杜庞一样离开了罗莎莉。德彪西的义无反顾，众叛亲离也不畏惧精神，颇有点像中国近代名诗人徐志摩“宁为一棵树，毁掉一片林”也在所不惜的气概。不少朋友们见他如此绝情，便渐渐地和他疏远，这使晚年的德彪西逐渐陷入苦闷。1905年，德彪西与艾玛结婚，同年10月份他们的女儿秀秀出生。“秀秀”在法语里是宠儿、宝贝的意思，秀秀的本名叫克洛德·艾玛，是德彪西和艾玛两个人名字的结合。如果说秀秀是天意安排她为德彪西而来也不为过，德彪西1918年56岁过世，秀秀在1919年死去，秀秀仅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一年。
时光如逝，斗转星移。多年以后，人们对于德彪西和莉莉的婚变仍评论不休。虽然评论家们知道在此之前“洗衣女”杜庞对德彪西的生活帮助更大，但似乎每个人都有‘间隔性’的健忘，杜庞只是一个没有和德彪西结婚的、靠洗衣为生的“无知的女子”，这一点对于研究德彪西的专家们来说，心思似乎与音乐家意似神通。
有的专家们分析，德彪西和莉莉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莉莉不能生养。我想，这或许是导致德彪西和莉莉婚变的原因之一。但据后人有记载，德彪西之后也曾对朋友流露过，他其实是“在经济上已陷入了困境”。这“经济的困境”，才是德彪西要与莉莉离婚，又与艾玛结婚的原因之一。因为艾玛的前夫巴达先生，是当时一位殷富的实业银行家，他答应在离婚后每年从银行拨给艾玛五万法郎（那时相当于十万美金）的津贴，这对于一个不富裕的音乐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还有评论以德彪西晚年生活拮据，以致为挣生活费拖着病体各地演出，过早地损坏了健康，来证明德彪西与艾玛的结合并非经济原因。其实德彪西晚年的生活惨淡，更多的原因应该归罪于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彪西“陷入一场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然而，另外一个因素很少有人提及，就是那位给他们每年提供巨额津贴的艾玛的前夫巴达先生，已于1905年的5月份（他们结婚的同一年）去世，德彪西和艾玛没有了雄厚的经济支持，这才是导致他们处境凄凉的原因之一。从法国作家巴士德·瓦雷里对德彪西和艾玛的新居做过的描述可以断定，德彪西的生活也曾极为风光过，巴士德这样描述：“德彪西住的地方远离大街，在路的尽头，树木掩映。走到门房，上几蹬台阶，进入了一个较暗的大厅，然后走进一个光线充足、灌木包围的房间，房间内空气清新，豪华的家具尽管类型不同，却摆放得井井有条。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办公桌，右面是一台黑色的小钢琴，旁边一个佛像，墙上挂着几幅日本画，几支玫瑰，吐艳芬芳。”德彪西“住的地方远离大街”、“光线充足、灌木包围的房间”、“豪华的家具尽管类型不同……”，在作家文字里所描写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