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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关于校花的。
孔说，校花下乡一年多，早已是个威风八面的女知青。明里暗里去找她耍朋友的知青，全公社五个大队十四个小队到处都有，还有外公社的，但她一概拒绝，只跟追求者保持一般关系。时间一长，有的知青不甘心，跑去找她挑事骚皮，有的还想对她下手。结果，没想到她会武打，把惹她的人打得再也不敢去找她，后来大家才晓得她是成都京剧团出来的，从小就练过。她跟公社当官的关系好，公社领导也看好她，帮她扎起，去年还隐瞒下乡时间年限，破例推荐她参军，但最后政审没通过，说是她母亲有历史问题，她父亲丢过一支手枪，问题更大。
我插话问孔，那么多人怕校花，她又敢那么凶，是不是她哥哥在帮她？
孔说，我正要说她那个哥哥。我们三个从小都见过她哥，小个子，不爱说话，只是斗鸡有点凶，雷巴都斗不过他。但他下乡当知青，干活就不行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早先做活路的时候，队长只能把他安排到跟老妈子一起干轻松的，像什么锄锄草啊，松松土啊。后来的新知青干一天都能挣十工分，他一个老知青只能挣几分。但他野起来比任何人都不要命，几次越境去缅甸都没成功，所以知底细的老知青都不敢惹他。
我又插话问，就他那个样子，我在马道还见过他一面，是不是真敢去什么缅甸哦？
孔说，这个我也不晓得，楼上那些知青东说西说，好象也说不清楚。
我说，插队知青首先要会自己做饭才行，他恐怕连他妹妹都不如，从小就看不出有出息。
孔说，这点你说对了。楼上的几个女知青说，几个月前，有几个外公社的知青，大概下乡没两年，跟校花她哥因为赌钱输凶了，又输不起，就找她哥还钱，一直追到了校花的队上。那天，她哥的确就在她屋里，刚吃完饭正要离去，就遇上了那几个知青。他们人人手提菜刀，扬言眼是拿不回一部分钱，就刀不留人。校花她哥哪里是对手，根本就不敢说话，趁校花队上的另几个男知青和一些农民出面解围，就赶忙溜了。那几个知青发现后，就一直追到火车站，校花和队上的一些人也跟了去。几个要钱的知青晚了一步，追到火车站时，校花他哥刚好跳上了一躺过路的货车。几个外地知青无法，扭头就找校花要人，要不就帮她哥出钱也行，否则就怎么样。校花一个女的，更惹不起对方，但又交不出人拿不出钱，于是那几个知青就把她扭住，按倒地上脱衣服。刚脱到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条胸带，其他人赶来了。校花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几掌就把对方几人推开，跳起来一闪身就从队上其他人手上扯过一根扁担。她向对方说，老子看你们可怜，一直让你们，你们得寸进尺，敢把老子衣服垮了。妈的批。老子现在不认黄了，你们几个虾子一个也不准走，跟老子马上过招！
孔说到这里没了话，我以为他想卖点关子，但一追问，他说楼上的女知青也没讲完，真不知道后面的事。不想大奶说了话：
我没事跑到西瓜屋里玩，也听他讲了这件事。西瓜说，后来，就在火车站下面那一小块平地上，十几个校花队上的知青农民亲眼目睹了校花独自一人打对方四人。整个过程就是她一根扁担打四个提菜刀的男知青，打了十多分钟，没一人帮忙，也不能帮，不需要帮。结果是那四个男知青全被砍翻，弄到公社医院一看，两个头上缝了十多针，另两个被打断手和腿，粉碎性骨折。
校花呢？没事？孔说。
她只是打的时候，胸带断了，那两个东西甩来甩去，被在场的人看安逸了。大奶说。
大奶可能不想有辱自己的别名，偏偏不直说校花那两个奶奶。
第十三章 高原古城的诗歌朗诵会
第十三章 高原古城的诗歌朗诵会
星期天，农场的马车要去高原古城买化肥，场长叫我去帮忙。
天不见亮上路，中午时分才到城里。趁马车师傅装货的当口，我去了县城书店。正在翻看一本诗集时，旁边有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问我是不是喜欢文学。没说几句话，我明白了对方是县文化馆馆长。分手时，他给我一张盖着印的通知单，要我自己填一下姓名。返回农场后，我模仿别人的笔迹在通知单左上方印的同志两字前面的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然后找到场长请假。
看嘛，县文化馆要我去开会，好麻烦嘛。我说。
场长反复认真地看那张油印的通知书，我忽然担心万一被他看出什么破绽，伸手就想要回通知单，但他头也不抬紧抓着不送手，用非同小可的口气说：
不得了啊，了不得啊！
算了嘛，我不去就是了。我说，抖着手又去夺通知单，惟恐留下把柄被场长捏着。
不想他猛然抬头打量着我，用更加意外的浑厚中音叫道：
不去怎么行？去，要去！太好了，你去县里开诗歌朗颂会，这是我们整个农场的光荣，我要派马车专门送你去！
说着伸出手来跟我握了又握，把我吓得出不了气，那劲头就像我一下子成了他的领导。
几天后，场长果真派马车把我送到进古城。下车后，马车师傅说他先回农场，第二天下午开完朗颂会再来县文化馆接我。还说这是场长安排好了的。送走了马车师傅，我穿过街道，走进工农兵商场，去找那个在马道商店呆过一阵的胡涂。说不定，那个胡涂真是当年在成都火车站背后每天给老保守送饭，又在西北河边抢走过我鱼竿和帽子的小杂种。
工农兵商场是西昌城里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一位柜台服务员听我打听胡涂，抬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柜台说：
好像他去开啥子鸡八巴诗歌会去了。
又问一个女服务员，她照样指了指那根大柱子一旁的柜台说：
晓球得那个瓜娃子是不是去开啥子朗诵会去了！
没找到胡涂，但找到了他上班的地方，这让人喜忧参半。胡涂开的诗歌朗诵会，无疑就是我要去开的那个会，让人喜出望外。然而，找不到胡涂，我过夜就成问题，天快黑时，东问西问找到了考古学家的家。开门的是一个姑娘，人背着屋里的灯光，还没看清她的长相，考古学家就从姑娘后面钻出来。他见到我并不惊讶，听我说完来意后，径直把我带到平房后面的牲口棚里。那是一个挺不错的棚子，当中吊着一只灯泡，两匹马正低头吃着木槽里的东西，其中一匹是后腿老长前腿太短的怪马，
你参加工作了吧？考古学家说。
我在当知青。我说。
我大女儿也在当知青，就是刚才给你开门的那个。他说。
我没看清楚，说不定我认得。我说。
这么晚了，吃晚饭没有？他说。
吃过了。我扯谎说。
要是没吃，可以跟马一起吃，槽子里的东西挺不少，马吃不完。他说。
我真吃了。我说。
对了，你就睡这里。他指着棚子的一角说。我扭头一看，那里有张单人床，看上去睡觉的东西样样不少。
我家里太挤，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家，住不下。他解释说。
跟马睡一起，没关系。我说。
我平常也睡在这个地方。他又说，好像担心我会怪罪他。
只要明天早点叫我起床就行。我说。
肯定没问题，我今天夜里就是不睡觉也会叫醒你。他大声说。
你不睡觉咋行？我说。
你来了，我就没地方睡了。他说，大步出了门。
考古学家说他刚才开门的女儿也是知青，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从前来我家说起过的那个女儿，就是那个几岁大跑跑城边上去看修铁路的女儿。不过他的两匹马，我认识其中的一匹，那畜牲要比我这个从农村跑进城来开诗歌朗诵会的知青有来头得多。夜里，我被饿醒，爬起来到马槽里抓了些东西大嚼一顿。灯光有些暗，马槽里是些什么食物看不大清楚，不过味道还行，美中不足是稍有些割舌头，扎嗓子。
第二天早晨，第一个赶到县文化馆会场的可能是胡涂而不是我。
一进大门，我就撞见他从会场里出来，一眼认出了他。几年不见，他长高了一个脑袋，但仍旧是从前那种长相。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刚要叫一声胡涂，他却昂头棱了我一眼，同时愣了一下，接着一声不吭走过去，好像没认出我来。见他那种样子，我有些拿不准下一步该不该先跟他说话，也拿不准到时候好不好跟他说去商场找过他。馆长来了，我把一首四句短诗交给他，接着奉命扫地，搞了一屋子灰尘，没看清另外一个来回搬桌椅又擦又洗的是不是胡涂。当时，天刚麻麻亮，大约七点钟光景，也可能六点左右，反正提前到会场干活的就我跟胡涂两人。等后来人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陆续到齐了，我又奉命在会场和附近的一个茶馆之间忙着提开水。馆长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当众把他嘴上的一个过滤嘴烟屁股取下来塞在我嘴里，那一刻，不少人眼瞪着我抽他们从没见过的过滤嘴香烟，羡慕得很。
上午九点，会场坐满了文学工作者。胡涂已经停下手里的活，正独自一人坐在会场门口外的一堆砖头上，歪斜脖子望着会场，一副翘首以待的神情。诗歌朗颂会即将开始，满面春风的馆长开始介绍与会者：
这位是我们县上老资格的文学工作者、土地大队六圃子的会计黄有财同志！
会场中站起一位乡绅模样的老者，掌声响了起来。
这位是很多产的……
麦克风突然一阵尖叫，旋即不再叫，站起来一位蔬菜公司的会计，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介绍和鼓掌花去不少时间，惟独没介绍我，显然也没介绍门口的胡涂。但我觉得，单凭一个过滤嘴烟头和馆长给的那一张通知，就表明人家没把我当一般人。于是，我提着开水瓶给每一位沏茶，又给门口的胡涂端去了一杯茶，他头也不抬，显得不屑于抬头。后来再去给他冲开水时，才发现他走了，茶杯里的水被喝得没留一滴，只剩下干茶叶。我当即想到，仅凭这一点，我就一定会跟他合得来。
直到朗诵会开完，我也没能上台朗诵我那四句诗。下午，农场的马车真来接我了，赶回农场已近黄昏。走进大房子，一眼就看见窗前我的箱子上赫然摆着一封信，信封后面的邮票上盖了邮戳，拆开一看是校花写来的，急忙藏进兜里。大奶和孔都不在，我独自来到山坡上，再一次打开信细看，不由瞪大了眼睛。校花在信中一句好话没讲，先说我们都是改天换地的闯将，接着笔锋一转，把自己说得更坏，批判得更厉害，保证得更加铿锵有力，简直比我更像一个马上要去赴汤蹈火将功补过的亡命徒。而且，她不但横眉冷对自己，还顺带着批判起我来，那股风卷残云的劲头，差一点就把她自己和我都比成了历史反革命。我战战兢兢地想，我去信只说了自己怎么坏，没说她半句坏话，而她回信把我也给搭上，太不留情了。
农场无信箱，校花的回信不知是农场何人从公社取回来的。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要偷偷看一眼那封信，越看越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后来信纸都看烂了，也没看出校花真正想说些啥。最后琢磨出，她的真实意思可能是说既然咱们都这么坏，那就在农村老老实实脱胎换骨，别的什么事都是痴心妄想。
这种猜测把我打击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然而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通信的女人，尤其是我们双方都明白自己太坏，看样子根本就没把我当外人，表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使我即感到满足又觉得可怕。本想又去信抛砖引玉让她再狠批一通，但日子太苦太累，我很快就没心思再想她，从此以后相互间也再没有任何书信来往。我估计她痛痛快快批判一通后也早把我忘了，不然不会没再写来一个字。后来每逢赶场天，我和她多次在公社旁边那条挤满人的破烂老街上相遇，照样没说过半句话，完全就像从不相识，谁也没干过什么勾当一样。
但我依然忘不了校花给我缝过裤扣，还有小时候在京剧团扯过我鸡鸡，还有在马道路上亲手遮过我裤裆，还有还有很多。有一次在拌桶前脱谷粒，我又想起她，一大把谷粒突然飞进眼睛，疼得我抱头鼠窜，满稻田翻滚。几个知青按住我，农场那个每天跟大家一起出工的女卫生员几步跑来，在把谷粒一颗一颗弄出来时，差点把我的眼珠给抠出来，她的无名指也险些被我一口咬断。我的两眼出血不止，一片尖叫混乱之中，大奶和孔照场长吩咐把我送回农场，又帮我打饭打洗脸水，然后陪着我走几小时山路，送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