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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轿子的贫穷华工；二是办大事 的有钱华人，多时要祖百分顶。每日清晨，轿行外有许多穷人守在那儿， 租轿的管家租好轿子，随时可配齐轿夫。轿夫穿轿行的号衣，办事时，百 余顶轿子排成长龙，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颜成坤随父亲打理轿行生意时，正是汽车蓬勃发展的岁月。颜成坤看 到汽车，两眼不会转动，羡慕之情一览无遗。 父亲说，港九到处是山，除了几条马路，汽车上哪跑去？还得靠轿子 代步。有一次，一辆德造杜尔依轿车在干诺道奔驰，一头栽进海里，车上 的三人，一死两伤。父亲此时正为汽车与轿子争客源大伤脑筋，他听此消 息对儿子说：汽车是危险的东西，不是己死，便是他亡，哪有轿子安全？ 我们家，还是老老实实守轿行的生意，不要冒那份风险。 颜成坤却不苟同父亲的保守作风，说：若谈风险，固守轿行才真正有 风险，现在港九总在不停修马路，汽车愈来愈多，到时候，我们家靠什么 为业？ 颜成坤又说：做生意都有风险，风险大的生意赚头就大。我们家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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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来香港好多年了，还只是小富。只要不是捞偏门，冒冒风险也无妨。 父亲还算开通，心想，也许自己的脑筋跟不上时代。便慢慢淡出家族 事业，交儿子主理。 香港汽车运输业的历史，大约跟颜成坤的年纪相仿。1913年，香港大 酒店首次开辟中区至大学堂线的汽车客运业务，以后，其他大巴业主相继 加入公共客运行列，各家包干一条线路。由于公共巴士的出现，港府不再 开拓新的有轨电车路线，只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延伸。 1924年，香港一洋商办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买不起汽车的司机，可 向租赁公司租车跑客货运输。 据说，中华汽车公司的第一辆客车，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向租赁公司 租来的。汽车租下后，请一名租不起车的司机开。那时的客车，多是由英 美的卡车改装，车头凸出，车厢四处都有门，现在已见不到这种古董车。 颜成坤涉足汽车业，与志同道合的黄旺财有很大关系。黄旺财是个少 船东，他家的船全是古老的木船。他曾多次向父亲建议买汽船，遭父亲否 决。父亲认为开洋轮公司，竞争不过财大气粗的洋人。木船跑得慢，载重 量小，却对码头的要求很低，适合跑一些冷僻航线。 也许父亲的话很有道理。黄旺财渐渐对海上运输失去兴趣，迷上了时 髦的汽车业。 颜黄两家都住在九龙，成坤与旺财很早就相识。他们差不多同时迷上 汽车，天天为未来的汽车公司筹划。 两家都不是大商家，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合伙从租赁公司租了一辆客 车，跑尖沙咀至红■地区的客运。那时两人都没有车夫牌（司机执照），一 个人坐在车头做副司机，另一人做售票员。这样轮换着来，一年祖期届满， 两人不但赚了钱，还考到了车夫牌。 次年，他们就拥有自己的汽车，开始自己开，不久增加新车，雇用司 机开。他们买车的资金，一是向银号贷款；二是自筹，先用光老底，然后 再变卖轿子木船。他们孤注一掷，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到30年代初，颜黄车行己有一支规模颇大的车队，在九龙开辟了三条 线路。 1933年，港府鉴于多家汽车公司争夺线路、票价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决定实行专利权制，将香港分为港岛与九龙新界两大块营业区，一区只允 许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经营。 颜成坤、黄旺财认为，九龙新界人口较少，发展缓慢，应该到开发最 早的港岛经营，那里人口多，商贸发达，盈利非常可观。 这一年，颜黄两家牵头正式成立中华巴士有限公司，招股增资，成为 港九最大的巴士公司。参加投标，获得在港岛的营运权。接着，中巴公司 ——收购了港岛未获得营运权的车行，一举成为公共巴士业的巨擘。 九龙新界，则由九龙巴士公司经营。董事长是名声显赫的邓肇坚，他 是太平绅士、东华三院总理、保良局主席、香港大学校董，晚年还被册封 为英国爵士。 邓肇坚涉足巴士业较晚——是在30年代初。由于他的声望及财力，九 巴发展很快，形成九龙三分天下的格局。最老的启德巴士公司，主要经营 尖沙咀至启德机场的线路；九龙巴士与中华巴士，在九龙市区展开激烈竞 争。因未实施线路专利权，竞争充满了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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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专利权制，是邓肇坚敦促港府立法实施的。邓肇坚看好九龙，九 龙与新界相连，发展前景更大，九龙城区正在向新界延伸，未来的新界， 将会是新兴的工业居民区。 1933年，新任香港大学校董的邓肇坚联同谭焕堂、林铭勋、雷亮、雷 瑞德等成立九龙巴士有限公司，投得九龙的巴士营运权。中华巴士公司投 得港岛专利，遂退出九龙。 九龙巴士收购了启德巴士，共拥有40辆巴士。就规模及效益，略逊于 繁华港岛的中巴。 邓肇坚不断开拓新界巴士线，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九巴已拥 有128辆单层巴士。 60年代，新界成为新兴工业区，人口激增，九巴终于后来者居上，超 越了中巴，成为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 中巴屈居第二。却因为港岛地价飞涨，中巴公司的停车场、修理厂、 客车厂占据的大量地盘成为众商垂涎的地王。 这为数十年后的中巴保卫战埋下伏笔。一心想专营巴士业的颜氏、黄 氏在创办之初，是怎么也不曾想到的。 红牌车主 胡忠是40年代至60年代香港赫赫有名的“的士大王”。对出身猪农、生 活在薄扶林乡间的胡忠来说，这般辉煌的成就，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 胡忠祖籍广东花县，父亲胡社生于1880年来港谋生。他是个安分守己 的农民，香港的生活，完全是花县老家的重演。他与妻子刘氏住在岛西的 薄扶林村，搭了一间棚屋，种菜养猪，别无他求。 1902年胡忠出世，他很小就帮家里做活。胡社生深感自己出息不大， 就送10岁的胡忠到书院读书。胡忠聪颖好学，尤喜欢英语。可惜求学生涯 仅短暂的3年，家里遭风灾，无法供胡忠读书，胡忠又回家种田养猪。不过 这3年，对胡忠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年青的胡忠视野开阔，雄心勃勃；略 通简单的英语会话，便于他开的士载客。 1921年，父亲胡社生逝世。19岁的胡忠肩负起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 女的重担。按理，种菜养猪，能维持一家糊口御寒，该心安理得了。胡忠 却不安分，他想跻身新兴的汽车行业。 为赚足考牌的第一桶金，胡忠停止种菜，专营盈利略大的养猪场。另 外，他到一户洋人家做花匠，每月赚取12港元薪金。到1924年，他不仅偿 还了家中的债务，还积攒下500港 当胡忠提出要拿出300港元去学驾驶汽车时，母亲刘氏顿时瞠目结舌。 良久，刘氏说道：“行船跑马三分险，汽车这东西，开起来像飞一样跑，你 怎想到弄那玩命的东西？” 胡忠说：“一个的士司机，月薪有30元，若加上小费，就有七八十元， 我们家就不必受那么多苦了。” 刘氏仍是反对。胡忠耐心地说服母亲，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几十年 后，胡忠向子孙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母亲虽然竭力反对我的计划，差点使我学不成，我一点也不怨母亲， 我很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情。母亲当时说，一个人要知足常乐，只要克勤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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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三餐不继。人要脚踏实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当时就泪流满面。后来母亲同意我学驾车，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也不 管如何发达，我都不忘脚踏实地、克勤克俭这句母训。” 1924年，胡忠到当时唯一的一家的士公司——红边的士公司学驾车。 学徒收费100港元，加上请师傅喝早茶等多项开支，总计300港元，胡忠勤 奋好学，经过3个月的训练，一次就考到执照。 考到执照，有人介绍胡忠给一位洋行老板开私车。薪水很高，又轻松， 胡忠却不愿去。他不愿做洋人的车夫，宁可自己掌握一辆车，于是就留在 红边公司开车。 胡忠最初在九龙区开车，月薪30港元，加上小费，每月收入就有100港 元左右。那时有钱人拥有私车的不多，的士生意红人，司机是门很吃香的 职业。胡忠却不以此为满足，他暗暗计算，一辆车的成本是多少，一天的 毛收入是多少，汽油薪金等等开支是多少，那么老板一辆车一年的收入是 多少。胡忠愈算愈觉得是条财路，大有作为。 半年后，胡忠调港岛跑车，港岛人多繁华，生意更红火。胡忠为攒足 买车的钱，从清晨跑到后半夜也不知劳累。月薪是固定死的，多跑可多捞 小费。胡忠回忆道，“那时候的人忠厚，车钱一仙不少交回给老板，我几乎 没听过哪个司机私吞车钱的事。现在这样就难行得通，现在习惯把车包给 司机。” 胡忠等不及攒足车钱再买车，就动员另一个司机参股拿出150港元，加 上自己的450港元，就有600港元。那时一辆的士需2000港元，胡忠焦虑之 中灵机一动，收下4名考车牌的学徒，共得学费600港元，这样就有了1200 港元。胡忠拿1000港元交了首期，剩下200港元作日常开销。胡忠辞去红边 公司的职，做上红牌车主。为了供车，胡忠早上5点起来教学徒开车，7点 去货车公司上班，下班后接合伙人的手开夜班红牌车，一天只能睡几个小 时，却不觉得累。谁知，港府在的士公司的压力下，限制个体红牌车主， 不允许满街兜客。的士公司设有固定的传呼站，听到电话，就派车去接客。 个体红牌车主一下子陷入困境，几乎寸步难行。胡忠苦苦支撑了几个 月，入不敷出，只好把的士卖给广州的车行，仅卖得1200港元。胡忠出师 不利，情绪低落，又回到薄扶林养猪。 胡忠回忆道：“我那时年轻好强，确实有些冒进。我只听从了克勤克俭 的母训，而把脚踏实地抛到一边。” 胡忠时时不忘东山再起，到1927年，他见港府对个体红牌车的管制有 所松动，又重操旧业。他拿出1000港元，买下一辆二手车，日以继夜地干。 等攒足1000港元，他又买下一辆二手车，请一名司机开。 就这样，他以滚雪球的方式，一年置下4辆二手车。同业皆吃惊不已， 以为他捡到一箱汇丰运钞车掉下的港币。 胡忠说，我那时这样于，仍是在冒险。我常这样想，我在薄扶林开办 猪场之初，一无所有。想穿了，大不了又回去养猪。就这样，我认准一个 目标，就无所顾忌地朝前奋斗。脚踏实地有好几种理解，我咬定目标不放， 也算是脚踏实地吧。 胡忠扩大车队，遇到两次极好的购车机遇。 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香港，香港业界一片阴云。商人视 投资为畏途，胡忠却趁机捞便宜。别人说胡忠是老衬 （傻瓜）。胡忠说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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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涨有落，不会落下去永远涨不起来。 一位印度车行老板，想卖掉车子回印度老家。胡忠花了2000港元，就 买下他的两辆很新的二手红牌车，并获准分期付款。接着，胡忠又从帮他 维修车辆的亲戚手中低价购进4辆红牌车。 这么一来，胡忠就成了8辆红牌车的车主。经济不景气，坐车的人也少。 胡忠降低车价，以薄利多载的方式维持营运。 到1934年，香港不景气达到顶点，很多车行都支撑不下去。胡忠对要 不要趁低买车犹豫过好久，他这么想：不景气到了顶点，或许就像落潮把 礁石全露出来，那么接着就开始涨潮。 胡忠咬咬牙，以1。8万港元的低价买下新的士公司的12辆车，首期8000 港元，余款分期付完。当时同业部认为胡忠神经有问题。胡忠嘴里说，大 不了回薄扶林养猪，可心里仍有几分胆怯。经济起伏，毕竟不像潮涨潮落 那么有规律，如果不景气再持续两到三年，这10多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 那时候，商人及高级职员，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谁还坐得起车。 胡忠在经济低潮中，成立中央的士公司。 第二年，全球经济复苏，香港商界又充满朝气，商人忙于跑生意，游 客移民接踵涌来香港。胡忠的车队遇到赚钱的好时机，他一有钱就添置新 车，令同业艳羡不己，说胡忠会掐算。胡忠自忖道：看来我是有点先见之 明，不过，说起来还是我更敢冒险。 到1941年香港沦陷前，胡忠已拥有40多辆红牌车、10多辆白牌车—— 专门出租给港府使用。 养猪佬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