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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先哲们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同样的目的都是使人们受到道德品质的教育及行为的规范，心中有一个做人的准则。使人懂得规矩，知道方圆，遵纪守法，不自私、不狭隘、顾别人、识大体，做一个善良而诚信、平等而博爱的人。唯有这样，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和才华才可能服务于社会、有益于社会，而他们也因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只有和谐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可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1）
哈尔滨的建筑以风格多样著称，大家都知道索菲亚教堂等标志性建筑。但哈尔滨的街道也很有特点，我小时候在哈尔滨生活时，每当和姥爷出去散步，他就告诉我一些街道的命名：这里是靖宇街，那里是一曼街，还有尚志街和兆麟公园等等。姥爷告诉我这些命名是为了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等人的，他们都是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后来到了北京，我留意到北京也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麟阁路（佟麟阁）等，通过大人们的讲解和自己看课外读物，以及看了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的电影《聂耳》等，才逐渐明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每当国难当头时，总有—批爱国志士奋不顾身，为唤起民众，为挽救国运而拼死斗争。我才明白为什么在重大场合中要唱国歌，而国歌的歌词为什么那样沉重悲壮，那样激越奋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有一次，我读到了抗日战争时的“四行仓库守卫战”的事迹。1937年10月，在淞沪会战中，守护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将士为保卫这最后的阵地，在团长谢晋元的带领下，同仇敌忾，誓与阵地共存亡。当一队日军冲破天网阻拦线，潜至仓库墙下，企图引爆烈性炸药时，在这紧急关头，敢死队员陈树生身上缚满手榴弹，拉燃导火索从5楼窗口跃入敌群，一声巨响，气吞山河，我们的民族英雄与十余名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保住了阵地。读到这里，我怎么也止不住泪水，那无比壮烈的场面浮现在眼前，心中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多少勇士舍生忘死，为国捐躯啊！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而培根在《论荣誉》里说：“有一种荣誉……堪称罕见的最高荣誉，即：为祖国的利益不怕危险，不惜捐躯。”在即将失去祖国的危亡时刻，人们懂得了祖国的宝贵，知道没有国家就没有根，犹如一叶浮萍，随水漂泊、永无归宿。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产党、国民党的军队奋力战斗，连一些地方武装也一改往昔的山头作风，加入到抗战中去。尽管那时武器装备落后，训练也远不及日本军队，但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它召唤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
国歌往往凝聚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法国国歌《马赛曲》、阿尔及利亚国歌《誓言》、南斯拉夫国歌《嘿，斯拉夫人》以及埃及国歌《勇敢的军队》等等，都产生于斗争中，都采用了在国家危亡时刻，能唤起人民去抗争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有光荣的历史，也都因为曾在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后来才被定为国歌。国歌记载了民族的斗争，在重大场合中庄严地唱国歌，是为了让千秋万代不忘国耻，牢记国家的尊严和保卫国家的职责。
虽然学生们在学校里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天天升国旗、唱国歌，在课堂上也听了很多英雄故事，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祖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在国家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国家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人民在安定的环境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要说孩子，就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甚至从困难中走出来的成年人，也已习惯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将注意力更加关注在个人生活的品质和个人事业的发展上。有人觉得现在是和平时期，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任人宰割，现在谈爱国主义仿佛并没有那种紧迫感，一讲起爱国主义教育，很多人就觉得是老生常谈的说教，没什么新鲜的。唯有到了我们自己研制的飞船成功载人上天，我们的运动健儿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替中国人壮了国威的时候，才重新燃起人们心中的爱国火焰，使我们的爱国情绪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2）
美国是一个主张发展个性的国家，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很强，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一到节日，大家就主动地把国旗挂起来，父母甚至是祖父母指着国旗告诉孩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在别墅区里，每逢节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面国旗，那些没挂的肯定是家里没人。我曾经问过美国朋友，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挂国旗？是不是政府部门有规定？他们回答说，政府并没有什么规定，但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人喜欢在各个方面与前苏联比较，从政治、文化到经济，时不时地贬低一下对手，我有时用俄罗斯文化巨匠的成就来举例，委婉地驳斥他们，他们显然是有些不服，嘴上虽然也承认，但总要为自己找借口，说美国的历史短啦等等理由，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祖国抚育了我们，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灵感的源泉。祖国给予我们血脉和灵魂，每个人都应该报答自己的国家，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会使人丧失做人的根本。英国诗人拜伦说得好：“不爱自己国家的人，就不会爱一切。”肖邦的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是法国人，他出生在波兰，在那里一直长到20岁，尽管他的后半生直到去世，都生活在法国巴黎，但他认定波兰是他的祖国，他对祖国忠诚不二。法国的物质生活远比波兰优越，文化艺术也要繁荣得多，但他魂牵梦绕地思念着波兰故土。他说：“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临终前他嘱托亲友一定将他的心脏带回波兰。他是一个用音乐捍卫国家的勇士。我常想，尽管波兰多灾多难，但她会为有这样一个忠诚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有些人，在国内受到了些委屈或是打击，移居到海外后，生活不过是很一般化，在我看来，与现在国内相同层次家庭的水平也差不多，但一提起在国内的一切便口诛笔伐，永远都有诉不尽的血泪史，骂完政府骂当时的领导，一肚子的怨气永远出不完。诚然，我们在发展的进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历史是无情的，一切的是是非非后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哪位领导人在位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包括个别终身制的领导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有些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产生的特殊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而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将是铁打的营盘，要永远地存在下去。所以，千万不能把哪个领导的错误或是当时一些错误的政策当成国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口诛笔伐泄私愤，以弥补自己永远不平衡的心理，或是借此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正直，尤其是走到海外的华人，更不应随一些反华的思潮来丑化自己的祖国，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在外面总讲你的父母如何不好，对你如何不公，到处诉说自己的怨气，以此获得同情和怜悯。当然，这种人在海外也是少数，而且随着他们逐渐人到中年、再到老年，也许他们火气消了以后，能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一切，会本着向前看、宽容的心态，重新燃起对祖国的怀念和热爱之情。
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前进永远是主流。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是对民族渊源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是贯穿始终、超越时空的。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致卢梭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国家，即使他对待我们并不公正。”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诽谤祖国是最坏的行为，爱国心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有的。”伏尔泰、卢梭和巴尔扎克，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屡经挫折，其坎坷甚至常人难以想像，但他们仍以赤子之心，报效国家。伏尔泰曾因言论获罪，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又被逐出巴黎；卢梭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因作品《爱弥尔》遭通缉，居无定所，被迫流浪。但他们并没有以狭窄的一己出发，辱骂国家，而是以自己卓越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才华，爱并影响着法国，乃至世界，为世界带来光明与进步。他们用才智擎起光明的火炬，在造福于国家的过程中闪烁出不朽的光焰，照亮国家前进的方向。
所以，对于生养了自己的父母和祖国，要多念她的好处。即使她贫穷、落后，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令你着急甚至蒙羞，但她仍是你的祖国，你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黄皮肤、黑头发，改变不了。
《穿越艺术》 漫话人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3）
我有一位高五六年级学声乐的同学林徐伟，是位家境殷实的印尼华侨，当他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声乐大师沈湘先生学习时，正值风华正茂的18岁。本来人家千里迢迢回国是来学习的，但由于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风潮，也跟着被卷入运动。因为年级与专业的差距，我们本并不太熟，也正是因为在天津葛沽农场搞运动，同住一个小院，朝夕相处才相知相熟起来。记得那时我常向他请教声乐上的问题，也偶尔用手风琴给他伴奏，而他教我的几句发音古怪的福建话至今还记得。按理说，他家境富裕，自身条件又很好，本应该顺利地学习、成长，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他的出身背景，被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思想是家常便饭，而且还要挽起裤角和大家一起下田插秧，日晒雨淋，经受劳动的锻炼……
他的母亲回国时来农场看望他，对儿子的处境非常不理解，出于心疼，很快就把他领走了。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之后又考上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师从帕瓦罗蒂的声乐老师甘博卡利亚尼，5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米兰斯卡拉大歌剧院研究生部。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意大利的歌剧舞台上，获得了意大利音乐界的高度评价，可以说，能够在意大利这个歌剧王国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堪称海外华人的骄傲。
林徐伟完全可以在意大利安逸地享受他的后半生，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回国培养声乐人才并个人出资排演歌剧。要知道，排演歌剧是个庞大的工程，工作头绪繁多，不仅众多声乐演员和乐队要反复排练、反复磨合，还要有服装、舞台布景等繁杂的事务，一部戏一排就是几个月，时间长，耗资大，又不挣钱。每一部歌剧的投资都很巨大，这样动辄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通常只有在政府或企业的赞助才做得成。然而，2002年，奥贝拉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还是如愿成立了，借助这个平台，林徐伟不仅亲自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还资助优秀的声乐人才去意大利国家歌剧院研究生院深造，并先后排练、上演了经典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托斯卡》、《茶花女》、《波希米亚人》等歌剧全剧及片断。2004年6月和2005年11月，他在国内分别首演了意大利的经典歌剧：多尼采蒂作曲的《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和威尔第作曲的《假面舞会》。他特别聘请了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资深的导演和乐队指挥，来帮助指导和排演整场歌剧，还请来意大利及欧洲著名的歌剧演员，与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演员同台演出。这样，在意大利歌剧专家们的直接指导下，我们的演员受到了熏陶，增长了见识，整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为发展我们的民族歌剧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而这一切，正是徐伟回国做事的初衷。
刚回国时，徐伟曾与夫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