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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其他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到了会。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他说，在湘鄂赣豫4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第一步应当是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我们现时的一切工作布置，应直接间接地帮助这一中心步骤达到目的，不容许我们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发展，减弱长沙、岳州胜利的可能。中央认为项英主张在何键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军力向湘赣两方发展，是不妥的。刘伯承委婉陈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后，接着详细地谈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心意思是围绕着红一、三军团二打长沙，湘、鄂、赣3省的红军部队应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和积极截断铁路线，牵制敌军调动，以保证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及株（洲）萍（乡）铁路。最后，他强调指出：“必须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大的发动农民暴动，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动与影响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汉的胜利。”刘伯承发言完毕，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加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帅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当时情形来定”。
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传达到红军一、三军团前，两个部队的领导准备再打长沙，认为上次三军团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长沙，现在是两个军团并肩作战，若鸟张两翼，车行两轮，打下长沙更是不成问题。为了加强作战的领导，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年7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红军学校校部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住城南校舍。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2月1日开学。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有15名专职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3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第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科一个连，连长郭耀山，指导员伍修权。特科三个连，即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在教育方针上，汲取了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宝贵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经刘伯承指导写成的红军学校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中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尽管教员少，教员的科学知识、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浅弱，又缺乏参考书，刘伯承还是尽可能提高教学质量。他把教员组织起来，亲白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对教员们说，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使用，他经常加班加点。夜深了，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他坐在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奋笔疾书。人们看到他这种工作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教员和工作人员们都更加勤奋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机关枪班排战斗》、《排教程述要》、《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仅3月份就装订出版军事教材9种，计6249册。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生的脑中去”。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在教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串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划箭头的姿势，至今仍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刘伯承还根据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光辉胜利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许多学员足参加过战斗的，经刘伯承理论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说明，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提高了胜利信心。
在3个半月的学习期间。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小时，总共31小时；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个小时，演习10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诸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