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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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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
  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①参谋团的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代总指挥,①《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71页。
  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在临川组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3个师:第二十四师师长占勋名(会昌委任的),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后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军,将队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起义军,但未获结果,后将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指挥。从此,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敢于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军队诞生了。刘伯承就以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第三节随军南征
  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路线。会议由刘伯承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和苏联顾问纪功。
  南进的目的地是广东东江地区。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县)3州所属25县。共产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还在蓬勃发展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决定,参谋团把进军目标放到了那里。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邹进入嘉应州地区。少数军事指挥官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部队接济。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大为紧张。他指挥所部7个师,全力堵截起义军。当起义军通过广昌,分两路向壬田前进时,钱大钩部约9000人已在会昌、瑞金一带,其先头两个团——在壬田布防;黄绍竑部约9000人,正由赣州经零都向起义军逼进。
  8月25日,贺龙率第二十军经石城击溃钱大钧部进入壬田。叶挺第十一军取道宁都,于次日到达壬田。两军会合后,当日占领瑞金。在瑞金查获敌人文件,得知敌屯重兵于会昌。参谋团开会研究对策。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侧后。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零都溜走。参谋团一致通过了刘伯承的作战方案。
  敌军在会昌的兵力部署是:以钱大钧的3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2000余人集结于白鹅圩一带,与会昌成犄角之势。
  起义军于8月30日早晨向会昌发起进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由第六团和教导团组成,实力约千余人)在城东北展开。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刘伯承随周恩来到叶挺部队指挥。由于第二十五师夜间行军走错了路,耽误了到达会昌的时间,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攻击一度受挫。
  叶挺不避危险,一直亲自指挥部队攻打敌军制高点寨。刘伯承紧随其旁。一连几次攻击失利。第二十五师终于赶上来了。叶挺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坚决拿下寨,他指着寨敌人的阵地对师长周士第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刘伯承接着强调一句:“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说着,抬手从寨到指挥部的方向,划了一道弧线。周士第顿时明白了拿下寨的意义,他马上率领两个团向寨发起猛烈的攻击,经反复冲杀,终于攻下了敌人的阵地。第二十四师同时展开了进攻。第二十军方面也打得很激烈。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攻入会昌城,钱大钧部被歼6000人,他带着剩下的3000人落荒而逃,狼狈得连轿子也顾不上坐了。
  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忽然见到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叛变的通电。陈浴新将南昌起义的经过尽其所知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南征的目的和进军的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廷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的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9月2日,驻防洛口的黄绍竑部2000余人突然来攻会昌,遭到第十一军还击后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人的抑留战术,目的在于引诱起义军向洛口进攻,迟延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以便在东江调集围攻兵力。起义军为打破敌人的意图,并未与敌纠缠,径直向长汀进发。
  9月初,起义军翻越崇山峻岭,向长汀进发。虽逢炎夏酷暑,道路又崎岖难行,但满眼层峦叠翠,溪流蜿蜒,随处都有浓荫遮蔽。每次行军小憩,都是一件乐事。一次部队在竹林里休息,刘伯承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巡视,立即被军官们围拢起来,有人请他讲述从沪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经历,他简单地作了介绍,强调说:“从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到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公开反共;证明了周恩来同志说的一句话:‘一切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线。”许多仰慕刘伯承的青年军官请他谈谈带兵打仗的经验,刘伯承说:“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仗总是要打的。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兵。带好兵的经验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打仗的经验千条万条,但作为初级指挥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条:不惜牺牲,身先士卒。当连长、排长的,只有做到了这一条,就能把队伍带上去。”大家听了,心悦诚服。
  瑞金一带的人民,在会昌大捷的鼓舞下,在起义军关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积极支援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到长汀,大部分伤病员是民工用担架或竹椅抬送,许多农村妇女,也帮助抬伤员,运辎重。民工们穿插于队列之间,和起义军战士并肩而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对起义军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
  起义军的阶级路线是非常明确的。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赣东一霸。革命委员会接到许多苦主鸣冤告状的信,经调查属实,立即把他逮捕,召开群众大会,由李立三当审判官,历数他的罪行,然后处决,人心大快。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作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估计只要击破此敌,起义军就可以在东江地区站住脚。
  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设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三师卫戍潮汕,又从第二十四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敌人伤亡3000余,所以,也撤出战斗,并未组织追击。
  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至此,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月7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余部1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四节留学苏联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
  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混。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降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刘伯承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36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
  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P”的发音。
  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问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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