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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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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的“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    
    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那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    
    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于“信仰”,胜于“政治”。    
    蒋经国曾经笃信共产主义,是一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并没有失望,而是进行“攻心”与“改造”,精心策划,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亲情软化,指使亲信,安排极其隆重的场面,让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


术篇第103节 儿子推“新政”(1)

    儿子推“新政”,父亲幕后观其效    
    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1.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2.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11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1939至1940年,一年跑了900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术篇第104节 儿子推“新政”(2)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3.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28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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