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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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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零年致林徽因信) 
    开春的四月初,父女由上海登上法国Pauliecat邮船,航行在烟波浩淼的海洋,林徽因纵目远眺,视野从未有过如此开阔。开阔的不止是自然境界,还应该是她的胸襟,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偌大的世界。船行到地中海,五月四日那天,同船赴法勤工俭学的一百余名学生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林长民和王光祈发表演讲。林长民说:“吾人赴外国,复宜切实考察。若预料中国将来必害与欧洲同样之病,与其毒深然后暴发,不如种痘,促其早日发现,以便医治。鄙人亦愿前往欧洲,以从诸君之后,改造中国。”(见《时事新报》六月十四日刊载的通讯《赴法船中之五四纪念会》)林长民的志愿亦即他对女儿的期望,她再次领会父亲携女儿出国的初衷。林徽因置身政治性社会活动,此是有文字可据的第一次。 
    五月七日邮船抵达法国,父女转道去英国伦敦,先暂时住入Rortland,后租阿门二十七号民房定居下来,八月上旬林徽因随父亲漫游了欧洲大陆。瑞士的湖光山色,比利时的钻石和动物园,法国的灿烂文化以及德国经受一次大战满目的战火遗迹,都让她感到惊奇。林长民日记中的日内瓦湖风致显然有别于林徽因儿时的西湖: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at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在伦敦林长民为爱女雇了两名教师辅导她英语和钢琴。英语教师Phillips,林长民译作斐理璞,为人朴实忠厚。斐理璞母女一起住在林长民寓所,她们很快成了林徽因信赖喜爱的朋友。八月下旬林徽因考入爱丁堡一所学校St。MaryCollege,学校距住处阿门二十七号两英里多路,行小路穿过一个公园,出园门即是学校,走大道就得雇车。校长是个七十来岁的孀妇,但热情而诚恳。在这所学校,林徽因的英语愈加娴熟纯正,后来她一笔流利优美的英文赢得了哈佛校长的女儿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林长民交游甚广,时常有中国同胞和外国友人来访。自己夫人不在身边,女儿林徽因自然担当了主妇角色。其实这也是林徽因社会交际的开始。这决非寻常的交际,她所结识的是一批中外精英人物,当时的精英或将来的精英:著名史学家H?C?威尔斯、大小说家T?哈代、美女作家K?曼斯菲尔德、新派文学理论家E?M?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林徽因起步之时就有这么高的平台,是同时代众多优秀女性所不及。 
    在伦敦,林徽因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父亲的房东是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从她那里领悟到了建筑的魅力。她渐渐明白,房子不仅遮风蔽雨,而且蕴涵着艺术意味,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西方这样的现代建筑科学。另一种说法是,启蒙她建筑学志愿的是一位英国女同学。(见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与英文家庭教师斐理璞(BettyPhillips)的友谊,由斐理璞延及斐理璞的亲友,更深入走近了英国民间。斐理璞姻戚克柏利经营一家糖果厂,林徽因不时得到他的可可糖,前后吃了不下三个木箱。满口的可可余香,多年后林徽因仍感慨系之。另一位柏烈特医生,有五个女儿,她们相处自是另一番亲切。一九二一年夏天林徽因随柏烈特全家往英岛南部海边避暑,一个多月里差不多天天下海游泳。姑娘们泡在温暖的海水里嬉戏,头上是蓝天白云,她一时竟忘却了在伦敦的父亲,真切感受到异帮生活的情趣。暑期一过,林徽因即离开海滨告别柏烈特一家,几星期后就和父亲一起结束了少女时期英伦的难忘岁月。 
    旅居英国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林徽因也有寂寞,尤其是父亲去欧洲大陆开会的时候。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从早到晚孤单地打发二十四小时。她才十六七岁,又是在异乡天涯。后来她这样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一九三七年致沈从文信)认识了风趣的徐志摩,寂寞自会减却不少,但谈不上萌生恋情。

    徐志摩出身在浙江海宁的富商家庭,其父徐申如经营多种产业,系当地商会会长。徐申如不仅本省有兴办事业的声誉,而且播及省外,和清末大实业家张謇过从不疏。他希望徐志摩子承父业,送他去美国留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了坚实基础。徐志摩自己的野心也曾经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成为兼通经济的政治家。他留美时甚至一度钻研过社会主义。徐志摩再次由北美大陆越洋过海来到西欧岛国,原是为崇拜罗素。他宁可放弃不难到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情愿在英国皇家学院,以求作罗素的及门弟子。老天太作弄人,徐志摩踏进皇家学院校园之前,罗素已被学校除名启程来了中国。徐志摩失望之至,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劝说和介绍,留下来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后再转到康桥皇家学院,住在沙士顿小镇。另有学者考证,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关于他追随罗素而赴英伦的自述并不符合事实,跟从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才是他的初衷。(见刘洪涛著《徐志摩与剑桥大学》) 
    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父女,差不多就在结识狄更生的同时。也许是初次社交性见面的拘谨,徐志摩没很在意旁边十六岁的大女孩。林徽因望着二十三岁的徐志摩,看他比自己高出许多,并架着衬大了年龄的眼镜,竟脱口叫他“叔叔”。直到徐志摩登门正式拜访林长民,他才惊喜异常地发现,林家姑娘那般聪慧伶俐,楚楚动人。徐志摩慢慢成为来林寓的常客,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平常即使不来登门,也是书信频频,沙士顿小镇的一家杂货铺是徐志摩的信件收发点,他每天一吃完早饭便奔向杂货铺。(有人质疑,徐志摩所收是旁人的来信,如“明小姐”或林长民“情书”,并无林徽因的,参见余立新文《林徽因与徐志摩的书信交往》) 
    林徽因与徐志摩有理由很快地亲切交往。林徽因出生杭州,祖父在浙江杭州不远的徐志摩家乡浙江海宁做过父母官,母亲又是浙江嘉兴人,毗邻海宁。如今在伦敦邂逅徐志摩恰似他乡遇故人,彼此的间共同话题自然无穷无尽。再说,徐志摩那么的聪明。他的中学同窗郁达夫,素来狂傲自负,却不得不佩服徐志摩:“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金丝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郁达夫文《志摩在回忆里》)徐志摩是团火,充满朝气,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自剖》)在阴冷潮湿的伦敦,特别是少有朋友上门的寂寞时刻,刚刚接触世界的林徽因难以拒绝这团火。此时徐志摩虽不是诗人,诗性潜质却不会不有所展露。蔡元培后来曾这样评价徐志摩:“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经都是诗,诗的意境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更不必说他宽厚、体贴、活泼,当然吸引年轻人。梁实秋对徐志摩也有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 
    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回首旧游》) 
    徐志摩是可爱的,而于林徽因来说,这不过是朋友式的可爱。她没有料到,他们的亲切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谊的界线,于是她惶恐起来,不得不求助父亲来守住这条情感防线。所以就有了林长民给徐志摩这一封信: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豪(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不知徐志摩是如何答复的,他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从第二天林长民再致徐志摩信看,大体能够推测到,徐志摩暂时收起了灼热情感。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絜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复 
    志摩足下 
    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第三天午餐吃得如何无从知晓,想来彼此都是绅士风度,事后他们的相处证实了林长民“友谊当益加厚”的心愿。 
    虽然林徽因并未许口,徐志摩却已决意跟张幼仪离婚。张幼仪有孕在身,徐志摩毫无怜惜地抽身离去,把才到英国的妻子扔在沙士顿冰冷的小屋。婴儿刚一出生,他即逼迫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这前后徐志摩有过一些关于爱情、自由的表白,不论言辞怎样的冠冕堂皇,决计掩饰不了他对一个柔弱女子的冷漠。既是现代知识分子,失却博爱,是很难得到谅解的。 
    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无疑是一件影响他俩人生的重要事情。对徐志摩说尤是如此,这段交往完全改变了他人生航向,中国汉弥尔顿变成了中国的雪莱。他在《猛虎集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转变: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徐志摩说的“忧郁”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愿所致,失恋造就了诗人,好比西谚说的“愤怒出诗人”。然而优秀诗人不仅需要愤怒,还需要艺术锤炼。初涉新诗园圃的徐志摩自然锤炼不足,这场落了半年之久的“缤纷的花雨”,仅仅润湿园土而未出青苗。这批为数不会少的作品,徐志摩没有存留一首在他的诗集里,后人也没搜集到一首。今天,它们已很难有钩沉的希望。 
    徐志摩的狂热追求已经众人皆知,但林徽因陷入爱河与否,学界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今无人提供林徽因热恋徐志摩的确凿证据。诸多传闻,如说林、徐“在英国一块儿坐火车,经过长长的山洞时,两人拥而长吻。”(今圣叹文《徐志摩情多于诗》)皆属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始作甬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一九二二年系有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徐志摩罹难那年陈从周还只是不足十三岁的少年,他的材料多来自走亲访友。关于林徽因“论婚嫁”的事情他并未举证材料,相关信息仅得之传闻。以后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描述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是根据“年谱”所作的文学演义罢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书著者为此专访了徐志摩、林徽因同时代的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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