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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胞胎哥哥朱启明和朱启智在接受了祖父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关于学业和思想的拷问之后，终于得到他的恩准逃也似地从书房里出来。他们对于这两个小时的经历绝口不提，但是从他们苍白的脸色和汗涔涔的额头判断，这段记忆绝不美好。
启明大哥在我咽下了最后一口午餐后问我：“然然，我约了同学两点钟打网球，你要不要来？”大哥和二哥就读的是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一拿到学士学位就要双双去英国念书了。
启智二哥则是一贯的揶揄口气：“她还是在家待着做姆妈的乖囡囡好了。”
我虽晓得是激将，终于还是没忍住：“哼，我偏要去，到时候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二哥“嘿嘿”一笑：“哦，那么让我领教领教你的球技好了。”
我从衣柜里找出那件仅有的网球服，上衣是经典的翻领t恤，下装却是一半短裙一半短裤，看着颇为新奇。我一个人在穿衣镜前来来回回练习了无数次击球动作，又幻想着自己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场景，才心满意足地换上大衣出了门。
也许是我太过两耳不闻窗外事，又或许是家里人这些年把我保护得密不透风，我竟然不曾意识到从我出生至今的这十几年来，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已是满目疮痍、白骨累累。我们的车没有开出多久，就已经被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堵住了去路。这里头许多人都不过与我同龄，再大些的也只是二十出头。在呵气成冰的二月末，他们穿着简素的学生装，手挽着手，汇成了一条由血肉之躯铸成的墙。
我听到挥舞这双手的学生领袖喊出了反对“严禁排日运动”的口号，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转而向我的哥哥们求助。
二哥的情绪早已被街上的学生们点燃了，他漂亮的眼睛里蓄着一团火，双拳攥得紧紧的，连手背上的青筋都清晰可见：“国民政府这次是真的过分了，再这么下去连大好的河山都要被他们拱手送了出去。我们有四万万的同胞，只要每个人都出一份力，地球都能被撬起来，一个小小的岛国能奈我何？
大哥还是那副祖父最赞赏儒雅的风度，他用手在二哥的肩上拍了拍：“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历来都是人微言轻，在外交上亦是捉襟见肘。若是这一回闹的太过没法收拾，更叫日本人抓到了把柄，可以肆无忌惮地找借口出兵，过去的那些教训难道还不够么？”
二哥咬着牙：“大哥你这么想，蒋委员长可不是这么想。人家想的是攘外必先安内，要先把国内镇压的服服帖帖，才去同日本人算账呢。真是可笑，从古到今的例子还少么，先安内才攘外，哪一次是成功了。日本就是条喂不熟的狼，他们这么做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等他们回过头来想要抵御外贼了，才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已经和宋徽宗、崇祯帝没两样了。”
窗外，学生领袖的演讲似乎已经到了高潮，激动地学生们挥舞着手臂不断地重复着他的口号，这一刹那，连我那颗从来不关心政治的心也开始随着他们的热情跳动起来。
大哥用力地按下了二哥即将推向车门的手，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告诫的意味：“启智，你不要冲动，你现在去了只会成为牺牲品。”
第3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二哥闻言转过头来，明亮的眸子里似乎包藏着一团火焰，似乎是在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大哥静静地望向车窗之外：“你难道没瞧见那些穿黑衣服的特务？如果现在出去，搞不好正好成了牺牲品，总要有人为这场冲突买单。”
二哥却是昂着头：“就是人人都同你这样思前顾后、畏首畏尾，中国才会变成老大的中国，才会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受人欺侮。”他似乎准备了一肚子的豪言壮语，却在触到了大哥冷冷的眼神后将话生生地咽了下去，转而闷闷地转过头去，他这种别扭的样子就是妥协了，从小到大，一向是如此。
大哥轻轻地敲了敲司机的椅背：“掉头回家吧。”
然而，回家的这一路走得也并不顺畅，路过日租界时车子几乎一分钟才能挪上一点，反倒不如两旁的行人走得快。激动的学生们放火烧了几爿路边的日本洋布店，熊熊的火焰直冲天空，就像是学生们对于日本人的仇恨之心，恨不得将一切都化为灰烬。
在焦灼的空气里，两个人艰难地挤过人群冲了出来，看到来人的脸时，我仿佛被劈了一道惊雷般定在了那里，竟然竟然是那个硬生生闯到了我心里来的曹遇安。此时此刻他臂弯里夹着一个瘦弱的女子，两个人贴的那么近，那么亲密无间地朝着车子奔来。在他敲打车窗的刹那，想必是认出了我，震惊得情绪在眼睛里一闪而过，转而换上的却是一种祈求。
我没有同他讲话，也没有同两位哥哥解释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让他上车。他将那女子安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轻轻地同二哥说了一句：“借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挤到了后座上。我听到他用好听的男中音对司机说：“我知道一条小路，麻烦您从那里走。”
我终于平复好自己的心情，收拾起碎了一地的少女心。我竭力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具有不容置疑的威严：“可是世道这么乱，我们已经决定这就回杨树浦去。”
曹遇安的个性却不像他风度翩翩的外表那样柔和：“我知道这是个不情之请，可是人命关天，还是希望然然你可以成全。”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在车厢里蔓延开来。我自然不肯松口，曹遇安却也不放弃，我看不到他的脸，却也能猜到这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此时此刻所展现出的一定是坚毅而执着的神情。
大哥突然开口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沉默：“你们既然认识，这个忙自然是要帮的。现在情况紧急，一时一刻也拖延不得。我瞧着那些人，似乎是朝我们过来了。”他手指所指向之处，群情激愤的学生们正快速地汇集而来。
司机在曹遇安的指挥之下迅速地掉头，钻入一条从未见过的小路而去。曹遇安终于开了口：“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带来的这位小姐究竟又是什么人。”他笑了笑，那笑容仿佛是春日的暖阳，将积存了一整个冬日寒冰瓦解于无形：“这位小姐是我母亲日本好友的女儿，这些年一直都住在上海。这一次回国，我应母亲的要求去拜访她的这位好友，却不曾料到正逢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这对母女便因此遭了殃。母亲的好友凑巧去国际饭店参加婚礼躲过一劫，这位小姐就没那么好运了，家里的店被烧了不说，她逃下楼时还被好几个学生追赶，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后果怕是不堪设想。
二哥冷冷地“哼”了一声，嘟哝道：“你倒是会怜香惜玉，拼了命地去救一个日本女孩。可是又有谁来可怜那些无辜死在枪炮之下的同胞？到如今连抗议和抵制也要被禁止了，国人的性命还真是轻如鸿毛呵。”
曹遇安沉默半晌，许久才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邹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邹狗。对于无辜的日本人，没有必要吝惜我的同情心，对于水深火热里的同胞，作为一名青年，更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为民族的未来不懈奋斗，这才是正确的心态不是么？”
伶牙俐齿的二哥竟然在曹遇安面前败下阵来，他捏了捏放在膝上的拳头，用一种沉痛的声音道：“你说的自然不错。”
那一瞬的震惊让我在许多年后仍旧记忆犹新。沉重的苦难的面前，有人选择为了一己私利退缩隐忍，有人选择抛头颅洒热血的抗争，然而在这种时候还能抱着理智的头脑和一颗大爱之心的却是少而又少。我只觉得干涩的喉头让自己引以为傲的语言能力也退化不少，我努力地咽了咽口水：“到处都是愤怒的学生和国民党的暗探，你这是要去哪里？”
曹遇安又是一笑：“我家在杨树浦有一栋小房子，是当初父母亲分开时，父亲留给母亲的财产，平时不大过去住的。如今我想这先把高桥小姐安顿在那里，让她在那里避一避风头。等到时局安定下来，再另想办法。”
我本来带着满腹的疑问，比如那个日本女孩就这么住在他家是不是妥当，又比如他是不是要一直照顾她，可是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向来对传统文化里对女性的束缚带着一种天生的深恶痛绝。但是在喜不喜欢这件事情上，我却坚定地认为矜持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自己对他的迷恋表现出来半分。我从后视镜里观察那个叫高桥的日本女孩，见她惨白着一张脸，整个人因为害怕而显得局促不安。我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高桥小姐，我想你应该能听得懂中国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将你平安地送到曹先生家里去。”
车上的人再没有交谈，汽车在崎岖的路上不断颠簸起伏，倒正好将每个人脸上因为各自的心事而变幻不定的神情掩盖起来。
第4章 熟悉的陌生人（）
车窗外渐渐再也看不到学生们的身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与动荡不安的时局血脉相连的悲惨世界。
我从没见过那么破落的房子，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是“房子”的房子，那脆弱的板墙看起来早已不堪重负，似乎随时随地都会“轰隆”一声垮塌下来。屋檐那样低，少许高大些的身材难免要时时低头“行礼”。阴暗的屋子里因为不通风，也缺乏日照，常常伴随着各种复杂难闻的气味，住得久了，仿佛连皮肤的纹理间也渗透着各种气味儿，在见到生人时就难免带着点与生俱来的卑微感。还有那些衣不裹体在屋外玩耍的孩子们，说不好他们能不能长大成人，许多人就在贫病交加中早早离开了人世。就算是活下来的幸运儿，也将终身挣扎在生活的泥潭之中，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
不晓得是不是我神经过敏，似乎连紧闭的车窗中都渗进了古怪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儿。眼眶有些酸，似乎是那强烈的刺鼻的气味的关系，为了掩饰这种窘迫，我习惯性地将头别到一边：“唔，看起来这就是平民窟了。”
曹遇安的声线不高，但在狭**仄的车厢里却显得异常清晰，他说的是：“朱小姐是不是第一次见到平民窟？是不是从没想过世上竟有人活得如此不堪？不过，若是你就此认定这就是最悲惨的情况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就在上海，比他们过得更苦的人数不胜数，他们尚有一瓦遮雨，更多的人”
不知为何，他的笑容在我看来却是满含讽刺。听他话中之意更觉得字字句句都是在直指我的痛处。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活在父母亲苦心营造的玻璃罩里，自以为能力一流，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却没想到一旦到了现实中，这一切就成了肥皂泡，一触即破。我恨恨地咬牙道：“我自然晓得乱世的景象，饿殍遍野、卖儿鬻女。曹先生难道有不同的高见，我便在这洗耳恭听。”
曹遇安对我激烈的反应却是一笑置之：“朱小姐怕是对我的话有所误会了，我并非要指出你见识浅陋，也不是为了突出自己见多识广，只是每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心中都不免感叹一番。若非这两年的历练，我想必也同你一样认为这个新世界一切都像童话里那样美好。到了如今我终于明白单单靠着自己的这双手实在没法改变世界，但哪怕前途渺渺，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姑且一试。”他说的极是认真坚定，不仅是我，连一旁的大哥二哥也不禁为之动容。却不曾想，他在说完了一番悲天悯人的漂亮话之后，却突然换上了一副戏谑的笑容：“哈哈，你瞧我从书上看来的一番话倒把诸位都给唬住了。”
我无语地望了望头顶的青天，直到曹遇安与那个惊魂未定的高桥小姐一起走进了远处的两层小洋楼里，仍旧没能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不晓得是因为一路的颠簸还是因为心灵受到的冲击过于强大，总之回到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觉得不大好了。喉头干涩还带着淡淡的血腥气，头痛得仿佛随时都要炸开一般。我问母亲要了一颗阿司匹林，便倒在床上一病不起了。
病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感到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搁在我的额头上，体温升高所带来的不适感登时减轻了不少。我用力地睁开眼，调整焦距，面前是一张三十来岁的陌生的男人的脸。脸的主人应该很瘦，高而挺的鼻梁上夹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整个人的气场倒更像是温柔多情的诗人。
他的声音低沉柔和：“七小姐怕是得了重感冒，这个热度要是不退，怕是要出大问题。”
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仲平，你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