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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历史的原因，比如日本是个*****向来稀缺，倭寇骚扰沿海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况且日本人有所谓的武士阶层，这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战争，自然不是一般的小兵可以比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在努力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到甲午战争那时候，腐朽的大清就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了那么多年，怎么能和有备而来的他们相提并论呢？”
二伯母听着听着连眼神都直了：“乖乖隆地咚，这样子说我们不就是输定了？那可怎么办，等他们打进来了我们不都完了！”
母亲微微一笑：“也不一定就输了，只要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要是国际舆论站在我们这边，这场仗就还是个未知数。”她的这一番见地还真真是高明，因为有很多人和她想到一块去了，其中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女人，那便是宋氏三姐妹里的老幺——宋美龄。母亲的事业声名自然不能和国母相提并论，但是她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却是十分正确的，在之后的历史潮流之中，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确实成为了引导战局的一个关键因素。
自从开战的消息传来，父亲在家中出现的时间就更少了。有一种说法叫“起的比鸡还早，睡的比狗还晚”，很能够形容他现在的状态。
第35章 残酷的现实任谁都无法承受（）
甚至好几次，我正准备出门，却迎头遇上了刚刚赶回家的父亲。他的脸上挂着深深的倦容，整个人看上去都好像老了几岁。今天遇到父亲，他却不像往常一样嘱咐我路上小心，而一把拉住了我：“然然，你能不能晚些再出门，我有些事要向大家公布。”
在父亲的授意之下，水清和王家姆妈把厚重的窗帘都拉了起来，与暮春的上海显得格格不入。大家团团围坐在客厅的长条桌前的时侯，室内的光线色调便显得有些阴暗。大家本来还没彻底清醒过来，但是因为被父亲严肃的神情所慑，也不由得有些惊惧。
我趴在桌子上望向父亲，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他的身材看起来实在是瘦的有些离谱，衣服就像是挂在衣架上那样空空荡荡的，可明明去年他来参加我的入学仪式时还是强健有力的样子。
父亲的声音低沉中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信服力：“现在的局势十分不好，这两天日本出动了飞机轰炸南京，我们的军队连开火的机会都没有，就成了他们板上的鱼肉。我怕再这样下去，南京怕也要守不住。若是让他们按照这样的势头打过来，上海沦陷也就是眼前的事了。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先把行李和值钱的家当收一收，我让人在法租界找了一处房子，过几天就搬进去。”
祖父不由得大惊失色：“搬家！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该是全家人一起商量，你一个人就把决定做了？而且你看看那么大的家业，二十几口人难道说搬就搬？”
我想我很理解祖父现在的心情，不光是我，家里的其他人应该也能感同身受。在这样的乱世里，每个人都活的心惊胆战的。而和大多数的人比起来，这个家以及其中的家庭成员已经是少数的幸运者了。我们能够在舒适的大房子里住着，每天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穿着时新的衣服、银行户头里还有那么点闲钱，已经是很多人求也求不来的好事了。现在却要我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放弃掉，和流民一样去逃难，心里的难处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战争里的许多细节因为出于大局的原因，报纸和电台里并没有说，但我是知道的。日本人每到一个地方，绝不会遵守什么战争的条约，到处烧杀抢掠，大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架势，死亡军人的人数还可以统计，老百姓的死伤连统计也统计不了。现在这会，所有的船都征用来打仗了，船票更是一票难求，想要离开上海那是难于登天。不过好在日本人没有对欧洲宣战，所以租界里还是相对安全的。现下租界里的很多房子都空置着，主人一早就逃到国外去了。所以我托了人，才找到了一幢两层的西班牙式小楼，房租一百块大洋一个月，全家人勉强也能住得下。只是现下租界里的房子一屋难求，要是不早些下决断，别人就该抢了先了。”
祖父的表情略微松动了些。可是纹路纵横的脸严肃而静穆，让人心中难免被他的气势所摄。倒是二伯，仿佛十分好心地在中间调停：“三弟说的也没有错，爸，外面那么乱，也就只有租界有外国人撑腰，还能够维持战前的水平。你说这房子啊家产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还是先把命保住最重要。你们说呢？”不清楚他为人的，一定想着有他这一番话，事情便能很快有转机。而我们确实最晓得他的手段的，挑拨离间什么的他最拿手了。
果然，祖父的神情刚才还是阴天的话，现在已经是狂风骤雨的前兆了。他把红木桌子拍得“砰砰”响：“什么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可都是朱家祖宗的基业。这些年要不是我在这里守着，祖祖辈辈积下的家业就要被你们给败光了！”
这样的场景在家里总是反复出现，连我这样粗线条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也已经能看得出来祖父对父亲的态度一直以来都不好。可是父亲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祖父这样对待的地方，他在政府里做着一份收入和职位都尚可的工作，母亲也一向矜矜业业、勤勤恳恳，我和大哥二哥从小也没给家里添过什么麻烦，所以这种明显的摆在台面上的态度差别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父亲倒也安之若素，又或者说他早就料到了祖父会有这样的反应，若是哪一天祖父态度变得太过和蔼，他反倒会让他误以为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父亲做出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道：“父亲说的是，是我做事太操之过急了。不过现在和平时不同，要是不早做准备，到时候连转寰的余地也没有。父亲您好好考虑我的提议，要是战况持续恶化，怕是连房子都很难租到了。”他抬起左手瞧了瞧时间，脸上又现出那种焦虑的状态：“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现在必须离开了。”
祖父见他急急忙忙，一阵风似地冲上楼去，便又扯着嗓子道：“到底是什么会议那么重要，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身体是自己的，政府也不会对你负责任。再好的身体这么连轴转也会撑不下去的，到时候他们两手一摊，你找谁说理去。”可他显然低估了父亲的行动力，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侯，父亲早已经一溜烟地失踪在了走廊的深处。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他咂咂嘴，又补上了一句：“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人拿我这个老头子的话放在心上了。”
后来的故事不需要我多做赘述，和往常一样孝子贤孙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祖父也在这种热闹里重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和荣耀，变得飘飘欲仙起来。
父亲换完了装又一阵风似地赶着出门去了，这阵风刮得有些猛，以至于一张纸便在他关上公文包的一瞬间飞了出来。家里人还重星捧月似地围着祖父，没有人注意到墙角里形单影只的文稿纸。
第36章 日本人早已没什么耐心再去维护伪善的形象（）
我悄悄地走过去，假作系鞋带似地蹲了下来，把这张纸稍稍折了一下夹到了参加救护队培训时用的笔记本里。出于直觉，我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家里人的目光，直到上了电车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打开细细看了。我不由得有些后悔，那些残酷的现实本是我无法承受的。
和惨烈的现实比起来，此时簌簌发抖的我不得不承认政府粉饰太平的报道要容易让人接受得多。至少听了电台里的新闻，人们会打心眼里相信，只要世界各国都站在中国这一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战，日本人肯定能被赶出中国。可是看了战报，这种坚信就被一锤子击碎了，而且是碎成了渣渣，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信念。此时的我，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目瞪口呆地瘫倒在座位上，连电车到站也浑然不知。
一双手把掉落在地上的文稿纸捡了放到我手中：“小姐，你没事吧？”
我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末了突然看到眼前熟悉的景物，赶忙一把抓起书包，头也不回地冲下了车。可就在一秒之后，我却后悔了。因为我看见了车窗里一闪而过的脸，那样高的身材和那样清隽的一张脸绝不可能认错，再加上那熟悉的声音，我可以百分之百笃定，那是失踪许久的时译之。我来不及检视记忆里的片段，便拔腿去追电车，不过司机似乎心无旁贷，车子渐行渐远，终于在视线中消失不见。
我在心里暗骂，时译之这个家伙绝对是认出我了。所以一认出我，丫就躲到人群里假装不认识。刚才他肯定是凑到车窗前观察我的反应，从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这家伙心里绝对有鬼！
我有些气恼地久久停在原地，懊恼之情就像是长江之水奔流而来。刚才我若是能够抬头看上一眼，如果那时候能认出他来，现在就绝不至于这样懊丧。我要是料得不错，在这种紧要关头时译之突然出现，那就意味着他和顾作言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要有新动作了，而如今我倒是很希望他们能做些什么一次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我平日里对政治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我心里什么都不明白。我对顾作言的怀疑由来已久，再加上之前的几次偶遇和后来的失联，就是傻子也晓得他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因为我已经把他当作了朋友，这些事我一概没有向任何人提过，就是和卫二月在一起的时侯，也默契地闭口不提。但是！这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经常在午夜梦回的时侯让我深深猜疑。过了许久，我才把自己从懊丧的情绪里拯救出来，我满不在乎地安慰自己，哼，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咱也是能为国做贡献的人了！
几天以后，急转直下的战事替犹豫不决的祖父做了决定。古语说“饱暖而思**”，也就是说吃饱了穿暖了没有性命之忧的时候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等到了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身外之物自然能一并抛却了。
因为听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了黄浦江上，整个上海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惊恐之中。祖父不及多想就下了决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听父亲的话举家搬到租界去。不到半天的时间，逃难所需的一应物资就被整理出来了。祖父有自己的原则“除了那些必要的和祖传的宝贝，其余的东西都留在大宅里”。
同样的，他仍旧保留着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认为这仗打不了多久还是要回来的。所以特意花大价钱雇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红头阿三”留在大宅子里替我们守护那些带不走的家当。所谓的“红头阿三”其实是上海人对于印度人的形象称谓，因为他们常年包着红头巾，所以这种称呼便不胫而走，反倒替代了印度人本来的称谓。“红头阿三”通常承担着以下这两种职责，其一是巡捕房的打手；其二则是看门人。普通的老百姓在他们手里吃了不少的哑巴亏，但是政府和租界当局却对他们信任有加，所以“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名声一直不大好。
不过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比起来，“红头阿三”的形象便要可爱许多了。用形象的说法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第三世界贫苦大众的内部矛盾，这其中的亲疏之别还是分得清楚的。祖父和新请来的“红头阿三”牛头不对马嘴地沟通了许久，最终还是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在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交代以后，祖父才带着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说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其实还真没轻到哪里去。祖父坐了二伯母家的汽车，其他人两两则坐着黄包车，还有后头雇来的好几辆货车载着用大木箱打包起来的家当，组成了一组不小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我们的新住所去了。中国人历来把乔迁新居视作是喜事，可是因为如今却是因为战火连绵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有的只有忐忑，绝没有半分欣喜。
我和母亲同坐在一车黄包车上，母亲见我神情紧张，便伸出手来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别担心，日本人虽然厉害，但是我们有几百万的军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有些愣愣地瞧着前方：“可是日本人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照着这样的速度，打下上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是整个中国都被他们打下来了，我们岂不都成了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么，怎么就不能早做防备，还讲什么攘外安内！”
母亲微笑着把我揽在怀里：“你这小脑瓜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