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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哦！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有我们的队伍——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过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覆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往大学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穿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番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来陪他们喝了一杯。他姓上官，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鬈发披落肩上，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我们得坚守河西务，好保卫公路。我们只有两旅人，后援又断了。我们明知会输，还是打下去。敌人轰大炮，铁鸟也在空中飞翔。炮弹太密了，躲都没有用。没有一个人退缩。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这还不算打仗，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你能说我们失守吗？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冠县也一样。整营人死光了，却没有一个人逃走，真是血肉敌钢铁。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
“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一路由战场爬回来。”
第三天，向导奉命回去，驴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务是坏地方——日本兵太多啦，”有一个驴夫说，“我靠这头畜生维生。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我怎么办呢？我该向谁去讨价钱？”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他竟说要陪他们走。
“你们若有钱，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他说。
“怎么可能呢？”梅玲问道。
队长大笑说：“他们只要钱。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
“我要去办事。你们若有兴趣，好戏在后头哩。”
“你是说打日本人？”梅玲问他。
“还有谁呢？”队长怀着高兴、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说出一个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中国女人哪。还会有谁？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排成一串，带出了村子。过去在这条路上，村民常玩一种把戏。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村民交出几个妇女，带敌人进屋，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年轻男人就夺枪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了哦，这次这十个女人被带出村子，三天前被押到日本军营去，她们的丈夫和她们都很害怕。村里的族长来看我，要求枪支。我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他们说一两百人。我叫他们静候观望。昨天他们报告说，有一连兵向南迁，女人还在那里，留下五六十个日本兵。所以你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一些行动，一种流血的行动，旅长的侄女也在里面哩。”
他说话时，梅玲的脸色红了一阵子，玉梅咒骂说：“鬼子他娘的！”
“但是日本兵不会再回来吗？”老彭问他。
“会，”队长静静地说，“他们会烧村子。不过这是战地的生活。你若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你，到了这一地步，谁还有时间考虑后果呢？”
老彭关心他所照顾的两个女人。
“你们会平安无事，”队长说，“战场距村庄有十五里。只需等我们的人回来，听听消息，然后赶快上路。两位小姐应该好好改妆一下。”
“我不改妆。”玉梅说。
午餐后，他们马上出发，穿过无垠的玉米、小麦田和泥土屋，傍晚时到达了那个小村子。
四处闹哄哄的，邻近的村庄集结来三百个男人。大家都拿着木棍、铁锹、长柄叉和斧头。大约有三十个人带了大刀，是二十九军撤退时留下的。他们正站在刀石附近磨刀子，磨刀工大吼说：“白刀进，红刀出。来，我免费替大家磨。”有几个拿大刀的人臂上挂着“敢死队”的字样。老彭听说这些人大都是被俘女人的丈夫、兄弟和儿子，还有几位志愿军。有十来个人穿着日本兵身上剥下来的沙棕色制服。十五六个青年携带步枪，包括有老式的滑膛枪。
队长走过街道，民众一阵欢呼，他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左边空荡荡的袖子一路晃来晃去。他召集各村兵勇的负责人，叫大家到庙场集合，集结在一起。然后他随敢死队到王族长家，敢死队青年大都是族长的孙儿或侄孙。一行人在大庭院里解散聊天，梅玲和玉梅则被带到屋里去。
族长年过六十，留着稀疏的白胡子。他是地主，也是村里的仲裁者。村里很少人和他没有亲戚关系，他的话就等于法律。今天晚上他宴请敢死队和邻村的长者。打从帝制时代起，他就不曾募集村民打过这样的仗。这有如家族战争的前夕。他来到民众聚集的院落，欢迎队长，并说：“罗大哥呢？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有人回答说，曾在街上看到他。
“去找他来。”
“你最好还是请他来吧。”一个亲戚说。
“好吧，拿我的名帖说我请他来。”
大家告诉老彭，罗大哥是村里的英雄。据说他参加过南到山东、北到蒙古的战役，当兵、当强盗很多回，简直没办法区别他是哪一种人了。在曹锟的时代，他曾通过义和团朋友的推介，在军中教武，至今他还自称为教练。曹锟死后，军队四分五裂，罗大哥变成“红枪会”的一位头领，这是农夫对抗军阀的自卫组织。他在“红枪会”绰号“响尾蛇”，但是村民一向尊敬他，总是叫他“罗大哥”。据说他有一次在街上杀了一条狗，带到客栈，逼掌柜替他切片煮熟。那是一条小狗，他一餐就吃完了，不过村里的少年都传说他独自吃下了一整只大狗。
罗大哥不久就出现了，对于这项邀请非常高兴。他的外衣搭在背上，露出光光的胸脯和膀子，他进入庭院，对大家微笑，也等大家还礼。他的裤管在脚跟扎紧，上身罩着宽宽的红腰带，紧紧绑在臀部上，完全是义和团的打扮。他走向族长，笑笑说：“你没有忘记罗大哥。”
“我没有忘。我看你不在，马上派人找你。”
“但是你不需要我啊！日本龟已经困在瓮里，你有三百人了。去抓瓮中之龟，他们逃得掉吗？你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当然需要。”老人说。
“我在街上看到四五十个带大刀的伙伴。日本人最多只有五十个。五十把大刀杀五十个日本人用得了多少时间？不是只有一对一吗？这样过瘾吗？老罗可不过瘾。”
院子里的人大笑。
“日本人有手枪和机关枪，”队长说，“你要不要步枪？”
“不，谢谢你。手枪也许管用，步枪肉搏时又有啥用呢？眼明手快，大刀方便多了。如果我的弟兄在这儿，十个人只要半顿饭的工夫就可以将他们全部解决。”
第168章 风声鹤唳（17）（）
“好吧，你跟大刀队去，”队长说，“事后我答应送你一把好枪。”
“响尾蛇”听过队长的名声，愿意参加他的队伍，就用绿林英雄的老话说：“好吧，既然上官大哥看得起我，我今天晚上要好好表现一下。”他又对族长说：“老伯，准备三斤好酒，我亲自把你侄女带回来给你，否则我就不叫响尾蛇。不过有一个条件，掳来的牛肉罐头都算我的，我老罗已有三个月没尝到牛肉了。今晚你烫好三斤酒，天亮前我就把你侄女带回来，这样公平吧？”
“如果你带她回来，我可以给你十斤好酒。”老人回答说。
酒菜摆好，老彭、队长和各村长者都在大厅里用饭。年轻人部分在厅内吃，部分在院子里吃，妇人则在厨房里帮忙，屋内充满紧张情绪，人们很少说话，只有各村长者、队长和老彭开口。
“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战略，”响尾蛇说，“敲锣猎虎，还是猫捉老鼠。有了三百个人，我们可以放火把他们逼出兽窝。”
“困难的是，”队长说，“我们必须救女人。我们用大刀，开枪只是引日本人出来。我们不知道女人关在哪里。”
“这很重要，”一个妻子被囚的年轻人说，“在黑暗里我们不能误杀了自己的女人。”
一个那天曾偷探敌营的十八岁少年说：“士兵都在以前是一所学校的大花园里。我问一个自卫队警察，他说女人锁在那间大房子内。”
“救人比杀敌人更重要。”老彭指出说。
女人弄好饭菜也出来站在门边，用心听着。梅玲和一位少女站在一块儿，她母亲就是族长的侄女，也在被抓之列。听说送去的女人只有一个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