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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梅玲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市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她们常常一起去看。说书是一种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即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筋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身体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声调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浅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身体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的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后就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的猝死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她，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去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只有有文凭的人才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的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的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再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想写关于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那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
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仍是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乐于冒险。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爱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气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他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掉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说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其实，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并在周末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在一起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有钱人家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事情变得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他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已经改变心意，他是来带她回家住的，但不许两人成婚。梅玲害怕了，说她宁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说父亲老而专制，不容许违背，如果她不听话，父亲会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说。
“不，我不知道。”博雅说，等她再说下去。
不过时候不早了，罗娜进来，说他们马上要吃饭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梅玲说。
这就是截止到那天下午，梅玲告诉博雅的自己的身世故事。
晚上七点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带梅玲去了老彭家。一个用人提着她的皮箱和一条备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离开北京时再一起运走。
博雅告诉用人先走，他和梅玲则手携手在黑暗中前进。
“我现在同意你，”博雅说，“如果你遭到什么变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问她，何以见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险：“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厮混过？”
“不，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呢？”
“这种时期一个人小心点总好些。”她说。
博雅专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记自己走到哪儿，直到他看见二十码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里。“噢，我们不能走那条路。”他说着然后突然转身，带她穿过连串的弯曲的小巷。那边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他低声问。
“永远永远。到上海后，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你愿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儿我都永远跟着你。”
“莲儿，我俩互相属于对方。当看见你坐在我的书桌前，白皙的手玩着毛笔，我想，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实告诉你，我吻你坐过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你手指握过的毛笔。”
“噢，博雅！”
“是的，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属于那儿。哦，莲儿，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拥有你？”
她贴紧他：“一个人常无法找到知音，但我在找到时真幸福。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幸福